江门市荣誉市民萧德雄先生(左一)和江门市委书记刘海(左二)邀请梁思礼伉俪见证《欧洲战役史论》手稿捐赠。杨兴乐摄.

　　著名文化评论家解玺璋因撰写《梁启超传》受邀前来参与梁启超系列纪念活动。杨兴乐摄

　　为纪念梁启超诞辰140周年，新会在6月14日、15日连续举办两场研讨会，14日下午的梁启超法治思想研讨会，数十名中国法学会专家和国内知名法学学者共聚一堂，通过研习梁启超提炼出契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法治文化精神；15日上午的梁启超社会思想与当今社会管理研讨会，则着眼探讨梁启超社会思想对当今社会管理的启示，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管理能力。

　　从茶坑“乡治”放眼当今中国法治

　　梁启超法治思想研讨会上，俞荣根、贺卫方、武树臣、范忠信等法学名家齐聚新会，共同研讨学习梁启超爱国、变革、图强、进取等精神，畅谈他们对梁启超法制思想的认识。法学家范忠信表示，梁启超一生法学著述在300万字以上，成就及影响远超沈家本、严复，其在法理学、法史学、宪法学方面具有奠基地位，大多学说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梁启超曾赞颂道：启超幼时，正是吾乡乡自治最美满时代。”率先发言的西南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俞荣根抛砖引玉，建言政府将“茶坑”打造为乡治文化的学名名片。俞荣根说，梁启超法治思想中，与新会切入最深、新会人最感亲切的是关于家乡茶坑村“乡治”的一段回忆和论述。从1925年梁启超撰写的《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乡治’一章的叙述中，俞荣根大体归纳出茶坑乡村自治的脉络。梁启超的“乡治”论的启示有三点，一是农村基层自治是社会法制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不可或缺的内容；二是农村基层自治必须坚持自治性和民主性统一；三是进一步开放各种形式的农村基层自治实验。

　　“新会是茶坑乡治的原产地，可乡治却在华南地区，乃至全国都是广泛存在的。”俞荣根建议，把茶坑打造成为乡治文化的学名名片。俞荣根说，新会之幸在于出了个梁启超，用他的一支妙笔写下了“茶坑村‘乡治’”，留下了珍贵乡治历史资料。“因此我们可以把茶坑村打造为社会学、文化学的乡治文化学名名片，成为所有研究乡治文化学者必访之地和圣地。”

　　“梁启超是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家，特别是研究法律的学者大多是从读梁启超的著作入门的。”从茶坑走向中国乃至世界的梁启超，其“法治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相比不一样的是，他把法治和人治放在一个同等的平面上去论述、研究和实践，明确提出和认识到法和人的作用。”“结合当时民国的社会状况，他认为法治社会需要人的素质，尤其是官员的素质，否则法律只是一纸空文。”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会会长、山东大学教授武树臣认为，如今法制国家建设，同样要重视国民素质提高。“首先社会主义法治思想要讲贤人政治，我有一个想法是依法治国要与贤人政治携手；其次，在法制国家建设当中，要重视国民性、国民素质的提高。”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法理学的开山人之一，他的法理思想，反映了中国近代法理学的所有主要特征。”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范忠信认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主旋律是“救亡图存”，梁启超的法理思想正充分反映了这一主题。“一切思考的重心，不是法律法学自身的规律、逻辑、原理、哲理，而是其效用、功益。凡能有利救国强国起吾民弱散者，用心研究，重在宣传、启蒙。凡与此无直接关系者，基本不加涉猎。”范忠信认为，梁启超的法理学几乎是无所不包，是各种法学科和理论法学科浅近知识的汇总。“因其广包并容，所以根本就不可能在某一方面具体法理问题深入研究下去，甚至也无法深入下去。这种浮躁、沉不住气、什么都想要，正是中国近代法理学的特征之一。”“直至今天，我们的法理学似乎还有这样的毛病，我们的法理学者们都是全才通才，而抽象、深刻的法律哲理领域，至今仍鲜有真正进入者。”

　　如何看待梁启超涉猎太广以致于无法深入法治研究？北京大学教授、全国外国法制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贺卫方则认为，涉猎广泛反而使得梁启超的法治思想呈现出那种专家形式法学家所不具备的风貌，他可以触类旁通，可以举一反三，可以通过哲学、宗教各个方面反思中国的法律思想，他能够挖掘出古典作品中的不容易发现的法律意义，也由此体现了他的多样化学术脉络。“学习研究梁启超法治思想，我们可以看见他在言说的同时，也是一名行动者、改革家，将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比较好地结合了。”“他通过对具体事项的评论、西方历史的挖掘，告诉大家中国的路该怎么走。”

　　他的前瞻性见解今日仍可借鉴

　　“梁启超先生在社会思想方面有很多前瞻性的独到见解，他一生致力于发扬民族优秀精神，改造国民个人人格，主张塑造新国民，这些对于今天中国社会依然有重要意义，尤其对于当今我们加强社会管理有很强的参考价值。”6月15日上午的梁启超社会思想与当今社会管理研讨会，邀请了50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探讨梁启超社会思想对当今社会管理的启示，江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韩安贵在会上表示，这次研讨会是难得的学习机会，要认真学习借鉴此次研讨会成果，深入挖掘梁启超先生的社会思想，为建设幸福侨乡创造条件。

　　“国家要走上长治久安的轨道，必然要对权力进行限制，当官的和老百姓都有各自的权力，无论权力大小，都应受到监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委员耿云志说，梁启超是“中国宪政第一人”，他提出“人各有权，权各有限”。耿云志很佩服梁启超的一点是，“在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上，梁启超是主张站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来选择西方文化，从现在角度来看，梁先生这一主张更显远见，更加适合中国。”

　　“我进入80岁后，开始整理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发现梁启超多次歌颂马克思和列宁，他的文章中有大量中国古代社会主义思想及康有为大同、小康的完整论述”，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董方奎说，梁启超不仅将西方民族及资本主义思想全面引进中国，也是最先将马克思及西方社会主义学说介绍到中国的学者。“我认为，梁启超的这种稳健社会主义学说，具有系统性、科学性、民族性、创造性、实用性，完全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梁启超是全国的，但首先是新会的，江门人有责任继续研究和挖掘梁启超的文化遗产宝库。”五邑大学教授孟祥荣认为，江门应深入借鉴全国专家研究梁启超的成果，将资料整理成册，发放到社区、农村，将梁启超的思想在整个江门继承下来。“这些东西走进社区、农村，大家是能读懂的。至于采用什么形式，则需要深入调研商讨。”

　　“众人拾柴火焰高，只要人人谈梁启超，中国就会有进步，先生很多的学术思想曾经被忽视，未来还需要大家进一步深入挖掘。”梁启超研究专家、《梁启超传》作者解玺璋表示，文化的发展动员远远超过了经济，梁启超是新会的也是世界的，新会区政府一定要打好梁启超这个品牌。

　　对话著名文化评论家、《梁启超传》作者解玺璋

　　世界公民梁启超

　　家国情怀永不变

　　-专访

　　南方日报：梁启超年幼时在家乡新会的生活经历，对他后来的成长有何影响？

　　解玺璋：新会这个地方出了梁启超，与新会有着必然的联系。梁启超从小开始立志，这与新会的学术传统有很大关系。梁启超从小接受的家教，表面上看是祖父授予的传统科举式的教育，每天学写八股文、四书五经等。但这里有一个核心的东西，他们家受“宋学”和“王学”的影响很深，而宋学和王学是从陈白沙这里来的。

　　“宋学”和“王学”最核心的东西是讲人的内心人格的修养和修炼，因此对梁启超早期的思想和精神气质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梁启超虽然多变，但是有一样不变，就是家国情怀，他内心的核心价值不变。他教育子女也是灌输他的“家国情怀”，他的子女都是在社会上响当当的正派人物。这些的根源是来自陈白沙思想。

　　新会这个地方，人文荟萃，文化资源太丰富了。梁启超提倡做世界公民，放眼世界，他的思想不仅仅局限在一国之内，而是一个世界的思想。

　　南方日报：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到当下的“中国梦”有无契合之处，青少年应该怎么做？

　　解玺璋：《少年中国说》你们在课文里读过，希望你们再读一读《新民说》，《少年中国说》实际上是梁启超所作的一篇散文，可以说，《少年中国说》是《新民说》的散文版，《新民说》是《少年中国说》的理论版，互为表里。只读《少年中国说》，激情澎湃之外就一无所有，要把这两篇文章结合起来读，你才能从感情的层面知道少年中国里的少年是什么，是一种民主的公民人格，青少年要追求的不止是埋头读书，也要关心国家政治，通过青少年的公民教育，明白国家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国家不但需要上层的改革，还需要国民素质的支持。

　　从乡村基层到社区管理，我们鼓励青少年参与到管理中去，这是一种锻炼，对于少年中国来讲，呼唤自由，使得精神和身体自由发展，同时要尊重别人，对社会国家民众负有责任。

　　南方日报：梁启超一生善变，而他自己则说不惜让“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交战”。如何理解梁启超备受争议的变与不变？

　　解玺璋：梁启超的思想有两次大的转变。维新失败后，流亡海外，那时，梁启超是比较激进的。1903年，他访问了美国，之后就放弃了革命，主张改良，君主立宪。写了《开明专制论》。第二次是1919年，他游历了欧洲，回来后放弃一味西化的观念，强调中国传统，要走中西结合的路子。

　　他的变是为了追求真理。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中国的进步，为中国寻找现代化之路。爱国是他不变的情怀。他非常担心国家分裂，所以辛亥之后与袁世凯合作，都是出于此考虑。他痛斥联邦的说法，认为美国走联邦制有其特殊的背景，中国有两千多年大一统的传统，怎么能倒回去搞联邦制。

　　南方日报：梁启超觉得中国要走怎样的路？

　　解玺璋：梁启超认为，中国应该走和平的、渐进的革新之路。中国的现代化，要建立理性精神，要从个人自身出发，建立个人的人格。要通过教育来引导，确立国民的现代化人格。

　　这些命题至今也没能很好地解决，所以今天读梁启超非常有意义。我在书的最后引用了龙应台的话——“一百年之后我仍受梁启超的文章感动，难道不是因为，尽管时光荏苒，百年沉浮，我所感受的痛苦仍是梁启超的痛苦，我所不得不做的呼喊仍是梁启超的呼喊？”这些其实都是指向一个大问题，中国的现代化。现在也是各种思想交融，我们仍在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我们的探索并没有超越他。

　　南方日报记者杨兴乐

　　通讯员肖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