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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北京6月29日电(记者常红)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蔡昉今日在分组审议《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时表示,中国城镇化在管理上面临重大挑战,城镇化最大的问题是还不是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真正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应是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市化。
蔡昉认为,粗放型的城镇化,表现之一是城市建成区的人口密度偏低,其实不仅是偏低,而且是降低,这也意味着城市人口的承载力是在下降的,这和城市发展的本意是相悖的。这就产生了以建城区面积衡量的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用常住人口衡量的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或者是人口城市化的速度,更不用说我们如果用城市户籍或者非农业人口比重所反映的城镇化。其实后面这个指标更能反映人们是否稳定地获得了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52.6%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与35%的非农业户口人口比重之间,这十几个百分点的差距其实就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城市化到现在为止还不是以人为中心的。
蔡昉建议,第一,应该把城镇化的指标适当变得广义一些,不要再用常住人口这一条来衡量,是不是能够用户籍人口或者其他的方式来衡量。比如我们采取居住证制度,如果在居住证中真正能够体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含金量就不妨以领取居住证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
第二,关于“城市病”的问题,“城市病”不是城市化的必然伴生物。从很多国家的经验和我们自己的实践看,城市化归根结底在发展中国家是产业发展不足、就业岗位不够,对我们中国来说,可能是和我们的城市管理是有关系的。对中国政府来说,不是管理能力不强,而是政府把精力都放在去建城市、经营城市上,但是没有放在管城市、服务城市、服务市民方面,特别是没有把新移民纳入自己的服务对象。对于这个情况,如何避免“城市病”,归根结底不在于我们要不要城市化,而是要转变城市化的管理方式,把建城、经营城变成管理和服务,“城市病”是可以避免的。
第三,现在确实出现了很多城市化发展中,不够以人为本的情况。归根结底是和我们过去补课式的过快城市化速度是相关的。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任何一个国家有过我们过去30年这么快的城市化速度,过去我算城市化率的提高速度每年是百分之三点几,这是前所未有的。我们通常说我国城市化率以往是每年一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应该进入到一个常态的、常规的发展阶段。国务院正在制定城市化发展规划,能不能适当地放慢今后十年城市化速度的预期,我想,预期可以适当放低一些,不要继续以一个百分点增长,比如0.8%也可以,因为城市化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也有相关的关系,归根结底城市化也是经济增长一个伴生的结果。而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会从过去的接近10%,降到9%、8%,我想更均衡的、更可持续的增长速度应该是7%左右,相应城市化的速度适当放慢。
蔡昉表示,真正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市化,城市化本身的功能都可以得到发挥。我们作一个最极端的假设,现在假设今后十年52.6%的城市化率,以常住人口算的城市化率没有提高,但是我们把35%非农户口的指标和52.6%的指标大幅度缩小差距了,我们没有常住人口的增长,但是我们把那些已经转移了的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真正变成享受均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人口,我们仍然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稳定农民工的预期,让他们接受更好的教育,进一步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及扩大这个群体的消费需求,所有这些有利于经济更可持续增长的功能都可以发挥出来。如果能够把进了城还没有变成市民的人变成市民,本身就是城市化,所以不一定非要体现在常住人口的城市人口比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