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资治通鉴·梁纪二十二》载：北齐文宣帝高洋，“纵酒肆欲，事极猖狂。昏邪残暴，近世未有。”民怨沸腾，怨声载道，百官惶恐，众臣敢怒不敢言。唯有听典御丞李集有如吃了熊心豹胆，当面列数其罪恶，斥高洋是“桀、纣之君”。高洋气急败坏，怒不可遏，即命人把李集五花大绑扔到河里。过一会又把他捞上来恶狠狠地问道：“我和桀、纣一样吗？”李集仍说：“你之所为，有过之而无不及。”高洋听了暴跳如雷。又令人把他沉入河中，过一会又捞上来再问，如此反复数次。并称，如李集改口认错，赦免一死。但李集断然拒绝，仍以“桀、纣斥之”，宁可死也不改口，结果被高洋斩首。

　　翻开史册，像李集这样宁折不弯、宁死也不肯说假话、谎话的忠勇义士不乏其人。《南史·循吏列传》载：南朝宋明帝耗费巨资修建湘宫寺，并洋洋得意地对臣下说：“我建湘宫寺是善佛荫民的大功德。”话音刚落，太常丞虞愿却毫不留情面地唱反调：“陛下建造湘宫寺所耗的巨资，皆是百姓卖儿、典地的银钱，佛若有知，必是悲哭哀怨，罪责于你。功德之说，从何说起！”宋明帝闻言，气得七窍生烟，即令人将其打入死牢。

　　“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鲁迅《立论》)这是封建社会官场中的流行病。武则天做女皇时，好言“祥瑞”。有个叫朱前疑的市井混混上书云：“臣梦陛下寿满八百。”于是便拜官拾遗，鸿运当头。这家伙尝到编瞎话的好处后又上书说：“臣梦陛下白发变黑，齿落更生。”武则天一高兴，赏给朱前疑一顶“驾部郎中”的乌纱帽。与此相反，嵩阳令樊文献瑞石，武则天命其在朝堂上拿给百官赏奇。尚书左丞冯元常一眼识破了这人包藏的祸心，厉言斥道：“这分明是投机取巧，谄媚……”话未说完，武则天一声断喝，冯元常即刻被贬为陇州刺史。

　　说谎做假之人，任何时代都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和处理谎、假者，是听之任之、欣然爱之，给予甜头？还是无情揭露、愤而挞伐，用棒敲打？这既是减少或消除谎、假现象的重要保证，又是检验官员德操、才能的一个重要尺度。愚以为，作为民之公仆，理当火眼金睛，是非分明，对谎、假者严厉责罚。而对敢说、坚持说真话、实话的志士褒奖重用。在此斗胆放言，在做假得赏、假风蔓延的地方，那官断不是一个正直廉洁，有德有才的好官。(赖朝树)

　　(来源:重庆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