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湖南省调研时强调,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怎么扶?记者近日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采访了解到,基层缺少发言权、扶贫项目不“解渴”、扶贫力量“撒胡椒面”,是基层干部群众对当前扶贫工作“欠精准”的普遍反映。他们迫切希望创新当前扶贫方式,让扶贫“供给”把准基层需求的“脉搏”,尽早共同迈入全面小康。
“自上而下”还是“上下结合”?
最接地气的人最少有发言权
“今年,上面给我们乡又分了几十个沼气池的建设指标,我们都还没有落实。”湖南省吉首市排绸乡党委书记李拥平,无奈地告诉记者。
在这个“叫坪的地名很多,却难找到一块平地”的山区贫困乡,村村寨寨都有农户修了沼气池,数目多达几百个。“一个沼气池,国家投入上千元,全乡算下来,怎么也投了几十万吧。”李拥平说,因为山多田少,青壮年劳力大都外出务工,沼气池所必需的人畜粪便极少,因此,之前建的沼气池几乎全成了摆设。
让李拥平苦恼的还不止这一件事。“上面有个项目,叫‘两项制度衔接’,即低保保障与扶贫开发相衔接,按每人每年400元的标准,扶贫到户,发展种植、养殖等产业。”李拥平说:“按户均4口人计算,每户1600元,能发展好什么产业?许多村民拿到钱,也就是逢年过节买几斤肉、打几壶酒的事。”
按总人口的15%确定项目扶持对象,排绸乡每年大约能分到1500人指标的项目资金,共60万元。“除了极个别的,村民户与户之间的贫富差异并不大,你说给谁不给谁,都是矛盾。”于是,有的村就曾采取向上报名单把钱领回来,最后给村民平分的方式来解决。李拥平坦陈:“今年,我们想把这笔资金整合在一起,帮助村民共同发展茶叶产业,可是上面不同意,说这样做违规。”
类似的苦恼,吉首市农业局局长刘筱华同样感受深刻。“现在,扶贫资金使用的条条框框太多、太死,哪个钱用来买米,哪个钱用来买油,全由上面说了算。其实,顶层设计粗一点,下面反倒能做得更细、更精准。建议对资金使用情况的考核不要过分注重环节。”刘筱华说。
“谁最了解实际情况?当然是县乡村。可是,在扶贫开发的项目确定、资金使用等方面,恰恰是这几个层级最没有发言权。”湘西籍的全国人大代表田儒斌认为,长期以来,条块分割、自上而下、一竿子插到底的扶贫方式,让许多扶贫项目的投向缺乏针对性,也影响了地方的积极性。
上面给的,不一定是下面要的;下面要的,上面又不一定有。“为什么不能由下至上,让基层确定自己所需要的产业、项目、资金数量,上面进行评估、审核、监督、验收,不就好了吗?”采访过程中,多名基层干部向记者如此表示。
“扶树叶”还是“扶树根”?
最“解渴”的项目却最难得到支持
让吉首人特别耿耿于怀的,是其作为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启动地,却未进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政策笼子。
“吉首在武陵山片区中,不是最贫困的,但是最重要的。”吉首市委书记秦国文说,“作为武陵山片区的经济增长中心,它的发展对于周边县市的发展有着强大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吉首被‘开天窗’,体现的是扶贫到底是‘扶树叶’还是‘扶树根’的理念差异。”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分县名单的确定,是以人均县域国内生产总值、人均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等指标为基本依据,如果高于规定值就进不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吴国宝介绍说,国家扶贫重点县确定的方法也大体如此。而且由于十数年以来,国家扶贫重点县在中西部各省的个数基本固定,导致一些省的不少非扶贫重点县,比其他省的国扶县还要穷。
“要实现精准扶贫,应当把扶贫分为解困、脱贫、发展三个层次。对特殊困难而又暂无良方的群体,主要是精准地用好社会保障政策,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托底效应;对一般贫困群体,主要是因地制宜、强化基础、选准产业,有序脱贫;而对于整个贫困地区,则要注重规划、层次推进,这样才会有效增强贫困地区的自身发展能力,真正走出‘扶贫—返贫’的怪圈。但遗憾的是,目前的扶贫这种精准度还不够。”秦国文说。
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扶贫供需之间的脱节。秦国文告诉记者,现在地方要项目概括起来,也就三种情况——为项目而项目,为困难而项目,为发展而项目。后者是地方最需要的,却往往最难要到项目。一个地方的发展,本是系统性工程,往往需要整合多方面资金,而条块分割的资金管理和投入模式,使得整合面临许多不可逾越的障碍。对一个县而言,每年好几亿的扶贫资金,县级要整合几千万都很难。“这几年,我负责主抓全市的茶叶产业发展,为整合资金,其中滋味一言难尽。”吉首市委常委陈晓龙无比感慨地说。
今年的一号文件,吉首市出台了大力推进以“整地聚农、强镇活农、开城纳农”为主要内容的“三农计划”,为全面推进脱贫发展提出了一揽子举措。“我们去省财政厅汇报,领导很感兴趣,也非常认可我们的思路,但他们也很纠结,因为按政策难给项目。”对此,秦国文颇感无奈。
“撒胡椒面”还是“握指成拳”?
让扶贫“供给”把准基层需求的“脉搏”
从排绸乡政府出发,在一条尚未硬化的崎岖山路上,颠簸半个多小时,终于到达王腊村。这个仅有610人的小村庄,有200多人在外打工,去年人均收入1800元。
“从1995年开始,村里已先后经过了五轮扶贫。村里的水、电、路都通了,就是产业发展得不太好。”村支书张才祎介绍说,“第一轮工作队帮助村民开发了100多亩椪柑,但是因为交通不便,柑桔运不出去就没继续搞了;第二轮工作队建了80多栋烤房,种了300多亩烤烟,收益还不错,但因为受全市政策调整的影响,2004年以后我们就不再种烟,村民们开始陆续外出务工。”
从王腊村出来,在返回乡政府的村道旁,我们巧遇湘西州总工会驻槐花村扶贫工作组组长刘军。“驻村扶贫两年一轮,两年时间能做什么呢?”刘军告诉记者,有时候,工作队刚育好苗,还没有移栽,就得撤了。
工作队的资源也“贫富不均”。“优势部门有资源,弱势部门就要四处跑项目。主要领导的联系点,各部门都争着往里投钱,有的村钱多到不知道怎么花,有的村却连个几万块的小项目都要跑断腿。”刘军建议,“既然都是工作队,既然都是扶贫村,为什么不是政府做好总体规划,把资金打捆起来,根据村里的实际需要,因地制宜地投入使用呢?”
扶贫项目全面开花,扶贫资金“撒胡椒面”,资金效益发挥不佳,是另一个反映集中的问题。“一笔资金下来,既要照顾公公,又要照顾婆婆,这个一两万,那个三五万,我们安排起来恼火,下面用起来也不得劲儿。”吉首市扶贫办纪检组长谢军说。
在太平乡清干村,村干部为解决村民的饮水问题,前些年四处“化缘”。工程勉强上马,却因设施太过简陋,年年维修,钱花了不少,一到天旱还是没法用。去年开始,村里通过一事一议,投入20万元,断了问题的根。今年,吉首遭遇50年一遇的大旱,村民们仍有水喝。“如果一开始,就把钱给到位,前些年的那钱也不至于白花。”吉首市财政局农村综改办主任谢伯平说。
“‘二改五、村改镇、点改圈’,是我们对现有驻村扶贫方式的改革建议。”秦国文说,“建议延长驻村扶贫时间,一定五年;建议省市两级领导扶贫联系点由村改镇;建议扶贫以城镇为中心,遵循发展规律,一圈一圈逐步推进,而非全面开花。”
吴国宝认为,近年来,扶贫方式和制度创新表现得动力不足。“修修补补的创新较多,而像以前‘整村推进’、‘小额信贷’等具有普遍意义的试点和创新少了点。”
“扶贫问题不仅仅是扶贫领域的问题,它的解决,必须有一揽子方案,系统性地进行制度设计和改革。”吴国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