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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清明到。
清明,感伤和怀念的日子。一年中的这一天,放慢匆匆的脚步,追思逝者的过往,有太多的记忆和故事,让我们无法忘怀。
在这些逝者中,有这样一群人,逝后将自己的器官哪怕是一个眼角膜捐献给需要的人,把遗体无偿捐献给医学事业。正是由于他们的无私奉献,让濒临绝望的人重获新生,让堕入黑暗者重见光明,更让更多的即将走上医疗战线的学生有了充实的操作经验……
他们,是遗体、眼角膜和器官捐献志愿者。捐出自己,这或许是生命落幕时最沉重也是最美丽的赠予。他们的无私奉献,让生命价值超越了世俗的衡量。每一个捐献者的故事,都闪耀着人性光辉。
点一支温暖的烛火,掬一捧感动的泪水,让我们一起,追思这些逝者的故事,体会生命的尊严,触摸人性的温度,分享他们留在人间的关爱,和足以改变他人人生的感动。
捐献数据
[数据·捐献遗体和器官]
4月2日,本市在蓟县元宝山庄生命纪念园举办了“奉献永留人间”清明纪念活动,以追思缅怀奉献爱心、挽救生命和支持医学科研事业发展的遗体和器官捐献者。
截至今年3月底,本市已累计实现遗体捐献464人,实现器官捐献82人,其中仅2013年一年就有35例成功实现捐献;累计捐献大器官188个,挽救了170余名危重患者的生命,实现了逝者捐献器官延续他人生命的崇高愿望。
[数据·捐献眼角膜]
3月29日,天津医大眼科医院举办“奉献光明,传承大爱”主题活动,缅怀那些眼角膜捐献志愿者,让全社会铭记他们身体力行、延续光明的奉献精神。
截至目前,已有94位已故眼角膜捐献志愿者在天津医大眼科医院进行了眼角膜捐献,其中去年3月至今年3月共有18人捐献,已成功完成移植眼角膜34例。目前有近400人作为捐献志愿者,进行了眼角膜捐献申请登记并完成了公证,仅去年一年就新增60余人。在这94位已捐献者中,年龄最大的85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3天,他们的眼角膜至今已使近200名因眼角膜疾病失明的患者重新见到了光明。这些“光明使者”的名字都篆刻在该院眼角膜捐献者纪念碑上,医院还专门设置了眼角膜捐献展室,供市民参观,以缅怀他们把大爱留在人间的无私善举。
当天活动现场,30多名医护人员、大学生和捐献者家属一起签署了眼角膜捐赠志愿书,成为了新一批眼角膜捐献志愿者。
受捐者说
“这是一份生命的馈赠”
本报3月20日报道了《安徽小伙在津病逝捐角膜留光明》一文,3月18日凌晨4时许,22岁的安徽来津重症肌无力患者张北平永远闭上了眼睛。他的家人在悲痛之余,连忙通知天津市红十字会,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的医护人员也于当天8时50分许赶到,摘取了他的眼角膜,并于3月20日上午完成眼角膜移植手术,为一名30多岁的角膜白斑患者带去光明。这也帮助张北平完成了身故后捐献眼角膜的遗愿。
作为帮助张北平实现捐献的医务人员之一,天津医大眼科医院的林伟平医生也见证了这名受捐者的感恩之情。
受捐者力强(化名)今年28岁,来自吉林省大安市一个普通家庭,从事装修工作。2012年五六月份,他干活时由于不慎造成玻璃胶入眼,烧灼了角膜,导致右眼角膜白斑,如同白内障患者一般,视野一片模糊。
力强老家的一个邻居曾经在天津医大眼科医院做过眼睛手术,于是向他推荐了该院。不过,在他之前“排队”等待眼角膜移植的患者还有很多。
2014年3月,力强接到天津医大眼科医院通知,来到天津接受眼角膜移植手术,手术由当初曾接诊过力强的该院副院长赵少贞施行,手术获得成功,力强的右眼重见光明。
“我算是幸运的了,没想到等待了一年多就能有供体,还挺快的,听说还有很多人都等了很多年……”力强感激地跟林伟平说到。
力强住院期间,也看到有关张北平的报道,了解到正是由于张北平捐献眼角膜的无私善举,让他重新见到光明。
“我没怎么上过学,太多的感谢的话不知道该怎么说……”出院时,力强腼腆地向林伟平表示,他非常感谢医院为他成功施行手术,感激捐献者捐出眼角膜、将光明传递给自己。力强说,他接受的是一份生命的馈赠,他要把重获新生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故事1
“要给就给人家最好的”
讲述人:孙女士
追忆的逝者:丈夫
在本市蓟县元宝山庄生命纪念园的“奉献”碑两侧,有16块特殊的纪念碑,上面密密麻麻刻满了名字,这是由天津市红十字会、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元宝山庄陵园有限公司共同建设,在全国最早设立的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者纪念园。每一个名字后面,都躺着一个伟大的灵魂。
4月2日,本市举办“奉献永留人间”清明纪念活动。这一天,孙淑琴早早地和儿子赵君鹏从市区来到了这里,悼念2013年9月8日捐献了眼角膜和遗体的丈夫赵秀忠。她还作为捐献者家属代表,要做现场发言。赵秀忠的遗体捐献给了天津医科大学用于医学研究,他的眼角膜则使两名患者重见光明。
赵秀忠与孙淑琴两口子都是1968年“老三届”的学生。赵秀忠早年当过兵,后又到物资集团工作至退休。2006年正月初一,赵秀忠与孙淑琴外出途中,赵秀忠突然晕倒在马路上,是110警车将他紧急送到医院。最后经多方诊治,确诊他患的是晚期结肠癌。
“手术后,他前前后后化疗了16次。”孙淑琴说,或许是从那时起,丈夫就开始有意识地逐渐萌发了捐献遗体的愿望。
2008年的一天,赵秀忠把孙淑琴叫到跟前,和她商量说:“人早晚有一死,我想死后将遗体捐给国家。”
当时听了爱人的话,孙淑琴心中一愣。“他跟我说完,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也不是同意,也不是不同意,就是听了之后说不上来、心里很不平静的那种感觉。”
见孙淑琴没吭声,赵秀忠解释说:“人死是必然规律,人死如灯灭,一把火烧了也就烧了,但要是捐了遗体,死后让医学上好好研究一下,能为以后有病的人提供些有价值的东西,这也是一件好事嘛!能给医学提供些有用的东西,何乐而不为呢?!”
“他还说,你看现在各家都是独生子女,咱也就一个儿子,死后把遗体捐了,咱也是给孩子减轻负担。”
反复考虑后,孙淑琴终于理解了爱人,同意了他的意见。两人商定好,一起办理遗体捐献。
两人与独生子赵君鹏商量此事时,赵君鹏当时也是颇为不理解,不同意父母的做法。老两口又反复给儿子做思想工作。“我们说,人有生就有死,在父母在时你能尽到一个儿子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就够了,这没有什么想不通的啊。”劝说良久,最后赵君鹏终于想通了,表示支持,同意了二老的做法。
征得全家同意后,孙淑琴开始到处打听、联系遗体捐赠事宜。最后打听到要到天津医科大学领取表格、办理捐献遗体手续。2011年6月,赵秀忠与孙淑琴一同填写了遗体捐献登记表,并进行了公证。
有一次,赵秀忠正在收看电视节目,恰好看到59岁、曾任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副院长的姚进身故后志愿捐出眼角膜和遗体的报道,马上喊来孙淑琴。“他当时跟我说,你看人家院长这么大岁数都能捐献眼角膜,我比院长年轻,我也能捐!再说,我是雷达兵的眼睛,更应该没问题了!”
说到这里,孙淑琴哽咽着又自豪地告诉记者:“我爱人曾是一名优秀的空军雷达兵,有着一双视力超群的眼睛。他一直跟我说,人死后能把有用的东西给需要的人用上,这真是一件好事、善事、乐事。”
于是,2012年3月,赵秀忠从市第三中心医院出院后没有先回家,而是和孙淑琴直接来到河东区公证处,“我俩又共同办理了眼角膜捐献的手续。”
2013年3月,赵秀忠病情开始急剧恶化,头脑有时清醒,大部分时间处于昏迷状态。
“在他每次清楚的时候,他就反复跟我讲:如果有一天我不行了,你可千万别光顾忙乎我,把正事给忘了。一定要在第一时间通知医大眼科医院,让医生在最佳时间将我的眼角膜取下来,给需要的人用上,要给就给人家好的……他一直反复跟我这样说到……”孙淑琴说着,泪水不禁从眼中流下来……
2013年9月8日20时35分,赵秀忠因肝肾衰竭,医治无效去世。孙淑琴帮他完成了最后的捐献愿望——实现“双捐”(捐献遗体和眼角膜)。
“据医大眼科医院的霍万良老师和林伟平医生跟我讲,我爱人的眼角膜非常的好,他右眼的眼角膜捐给了河北省衡水的一名28岁小伙子,左眼眼角膜捐给了河南省一名50多岁的男子,移植得非常成功。我听后很是欣慰,证明我爱人还活着,还在看着这个社会,他的眼角膜仍在正能量地发挥着作用!”抚摸着“奉献”碑旁的纪念碑上镌刻的爱人的名字,孙淑琴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
赵秀忠与孙淑琴的独生子赵君鹏说,他尊重父母的决定,也为父亲感到骄傲。以后,他也要继承父母的遗愿,“去世后有什么捐什么。”
“人在有生之年对社会的贡献是有限的,在临终之时能贡献出来的就都贡献出来,只要对别人有益,也算是实现了一种价值。”这就是赵秀忠——一名普通老兵的最后愿望。
故事2
“爸爸,你的愿望帮你实现了”
讲述人:孙女士
追忆的逝者:父亲
有一种逝去成就奉献。
孙登远是一位平凡的老人,但他对“死亡”的达观与睿智,让人们从中体味到了另一种“生”的境界。
在市红十字会,记者遇到孙登远的女儿孙爱玲女士。她告诉记者,她的父亲有“双捐”(捐献眼角膜和遗体)的想法,源于养老院里的“老伙伴”。
离休后的孙登远,一直在养老院颐养天年。“当时,跟他住在同一养老院的一个姓周的奶奶签署了身后捐献遗体的协议,他听说之后,就也让我帮他办手续,他也要捐。”孙爱玲回忆说。
孙登远生前是一名军人,也是党员,人很开明,也时时刻刻以一名党员的身份来严格要求自己,这是认识他的人对他的最大感受。“我爸爸一辈子不信鬼神,从来不搞烧纸那一套,连我爷爷奶奶去世时也是如此……老家有坟地,他从来不去,所以我对那些也全都不懂……他有这想法,我很支持,而且我是独生女,执行起来也没有难度。”孙爱玲说,老人生前在家说一不二,而且她认为父亲的想法也挺好,所以很尊重老人的决定。
2003年,孙登远签订了遗体和眼角膜捐献的同意书,并办理好了公证手续。“他一直就说:‘我这一生不信鬼神,以后不管是火葬还是土葬,迟早都会化成灰,不如把这个身躯、眼角膜捐出去,还能在医学教研之类的地方发挥作用。’”孙爱玲说。
2007年,78岁的孙登远因糖尿病并发症溘然长逝,按照生前遗愿,他的遗体捐赠给天津医科大学供研究使用,眼角膜用于移植。孙女士也像他的父亲一样,并不通过外在形式而是在内心深处,缅怀着自己的父亲。
在他生命终结的时候,选择把遗体和眼角膜捐献给国家,用不平凡的方式让有限的生命体现了无限的价值,为平凡的遗体选择不平凡的归宿。这温暖和爱心,不会因老人的逝去而流逝,而是会通过老人身边的每一个人不断传递、延续,温暖着这个世界。
故事3
“大专家都捐了遗体,我这小老百姓也捐”
讲述人:周女士
追忆的逝者:母亲
在“奉献永留人间”清明纪念活动现场,记者还遇到了每年都要来捐献遗体纪念碑前祭奠母亲孔祥敏的周家三姐妹。
“我们的母亲是2009年2月14日去世的,当时老人82岁。”与孔祥敏同住并一直照顾她的小女儿周振义告诉记者,孔祥敏2005年9月4日发现自己患上一种名为腹腔黏液瘤的病,2006年曾做手术,但后来病情又复发了。
“这种病得了之后患者很痛苦,手术后还容易复发,见一次两次老治不好,母亲就萌生了捐献遗体的想法。”周振义说,2006年,孔祥敏向他们这些儿女提出,决定去世后将自己的遗体捐献出去,供医学研究使用。
“我们母亲是看报纸上的报道,说有个大专家朱宪彝(朱宪彝是天津医科大学创始人、著名临床内分泌学家、医学教育家——编者注),逝世后就献出自己的遗体,用于解剖课教学。当时我们母亲就说,‘这么大人物都捐献了遗体,我这小老百姓也要捐,给医学做点贡献,看看我这病老治不好到底是怎么回事,也省的后人再得这病。’”周振义三姐妹互相补充着告诉记者,当时母亲亲口如是说。
2007年开始,孔祥敏身体每况愈下。2008年夏天,一边到处求医接受治疗,孔祥敏一边让周振义帮她去市红十字会和天津医科大学咨询捐献遗体事宜。
“其实,我们几个儿女一开始是不太同意的。每次母亲跟我们提捐遗体的事,我们就哭,每次提我们都哭……你说,这真要捐了,我们到哪儿去祭奠母亲呢……”周振义说,他们家是单亲家庭,父亲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是母亲一直带着四女二男这六个孩子,拉扯他们长大成人。也正因为这样,他们对母亲的感情很深,一想到捐献遗体后将空落落地“没了念想”,他们挺不理解母亲的想法,也不太同意。
“母亲就拖着病体,挨个儿给我们做思想工作。”周振义说,老太太总说:“人走很正常,你们过得好我就知足了。这些年,党和国家、社会对咱们都不错,我特别感恩,捐献了遗体不是还能为国家做贡献嘛。”
顺者为孝。周振义等兄弟姐妹后来遵从了母亲的想法,周振义开始帮母亲办理各种关于捐献遗体的手续。
“说实话,在跑这些手续的过程中,我也碰到很多次‘钉子’,当时我很多次都灰心了,有时还很委屈……就是因为母亲,她态度特别坚决,一直坚持要身故后捐献遗体,给医学研究用,为后人治疗这类疾病少走弯路……她的想法其实特别单纯……”周振义感慨地回忆说。
办理完各种手续后,老人最终得偿所愿。“我们母亲走的时候很平静,全家人也都很平静地接受了。”周振义说。
孔祥敏的这一做法还起了“联动效应”。就在孔祥敏实现捐献后不久,周振义一次偶遇她的一个老师,听说了老人的此番举动后,周振义的老师表示也要捐献遗体。“后来我的那位老师真的也实现了遗体捐献,而且她的老伴儿现在也已经和她一样,办理好了各种手续,准备身故后就进行捐献。”
而且,在母亲的“榜样”带动下,周振义姐妹三人也萌生了效仿母亲身故后捐献遗体的做法,现在正在与各自家属商议。
从“不愿配合”的家属,到各自说服自己家属同意自己实现捐献遗体的善举,周女士们的态度转变,源于一名“小老百姓”的朴素愿望。本报记者姜凝本版照片本报记者王倩通讯员霍万良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