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弱国没有“幸运日”
如果没有84年前的那一天,9月18日或许会成为许多人挑选的“幸运日”。但是,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起,它却成为我们永远的“国耻日”!
84年过去了,柳条湖那段陈旧的铁轨,早已被先进的高铁路轨取代,但当时的爆炸声仍回响在耳,曾经的伤疤仍隐隐作痛。
苦难的何止是那一天,长达14年的抗战算下来是5000多天!伤亡的何止是200多名官兵,中国自此而始付出的是3500多万条生命!炸毁的何止是几根枕木,而是让中国现代进程的列车再次脱轨!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几个中下级军官秘密策动的,看似有一定的偶然性,实则有着必然性。侵略者蓄谋已久,早欲吞下“满蒙”这块嘴边的肥肉。至于哪一天动手,不是这个日子就是别的日子。对于弱国而言,只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从来没有选择的权力。
历史不容假设,所以才留下那么多遗憾。日军挑事的不过是一个180人的中队,而北大营驻扎着一个几千人的旅;日军攻打锦州,20万东北军一枪不放全部撤进山海关。距柳条湖爆炸不到12小时,沈阳陷落,日军付出的伤亡仅为24人;同年12月底,不到3个月时间,东三省陷落。一个中队对一个旅,1万对20万,面对这样的兵力对比,许多人多年后仍发出锥心泣血之问:如果中国军队当时奋起抵抗,结果会怎样?
但冷静想想,战争胜负仅仅取决于兵力的对比吗?仅仅取决于将帅的意志决策吗?非也,战争从来都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当时之中国,列强捅刀子,屈辱条约一个接着一个;自己动刀子,连年军阀混战,可谓内忧外患,贫病交加,不是睡狮,而是病狮,至少是一只伤痕累累的狮子,惟剩庞大的躯壳而已。
1935年,长居山东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凯瑟琳?汉德,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真希望你们能感受一下这片被遗弃之地的落后气息。此地离海岸线仅仅75英里,但其萧瑟却恍如《圣经?旧约》中所述。”与此形成鲜明对照,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日本已经成为全亚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并在日俄战争中一举打败了欧洲强国俄罗斯,从亚洲强国跃升为区域性帝国。
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1924年,孙中山曾在神户发表演说,表达了实行亚洲联合的美好愿景,在东京政界却受到冷嘲热讽: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协作,而是由强国主宰。如此看来,即便九一八的历史可以假设,东北军或可改变一役的结局,或可推迟战争的爆发,但阻止不了日本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减轻不了中国必须为之付出的惨痛代价和巨大牺牲。这是残酷的战争辩证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或许,比这些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在亚洲战场死死拖住80万日本侵略军的中国,却在胜利之日几乎成了“被遗忘的盟友”(参见拉纳?米特《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许多应得的权益没有得到,比如归还香港、归还钓鱼岛等。战时美国甚至流行一个笑话,蒋介石名字的英文发音被念成“兑现我的支票”。因此,蒋介石愤懑地写道:“我确信美国的政策只不过是居心叵测地利用我们。”胜利了还是靠边站,证明中国还是很弱,没有足够的谈判砝码。
强国梦助推强军梦,强军梦支撑强国梦。为什么两个梦里都有一个“强”字,一是因为弱,我们承受了100多年的屈辱;二是说明我们现在还不够强,是大国而非强国。今天,我们重温历史,重揭伤疤,就是为了永远铭记,只有国家强、民族强、军队强,才能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让每一天都是人民的“幸运日”。
抗战大事记·专家解读
【九一八事变:法西斯第一把侵略战火烧向中国】国防大学军队军队党史党建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秦利日前撰文九一八事变。他认为九一八事变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始,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而且是法西斯国家在世界上点燃的第一把侵略战火,标志着亚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
九一八事变:法西斯第一把侵略战火烧向中国
1931年9月18日,全中国人民永远难忘的一天,也把日本侵略者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这天晚上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所属的河本末守中尉率其部下,经过长时间密谋和精心策划,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一段南满铁路,栽赃嫁祸于中国守军。日军关东军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军队发起猛烈攻击,炮轰沈阳北大营和兵工厂,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始,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而且是法西斯国家在世界上点燃的第一把侵略战火,标志着亚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
侵略者的狼子野心
中日两国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这个封建军阀残余势力强大的岛国,迅速走上以对外侵略扩张为最大特征的军国主义道路。近代以来,日本无时不滥施其侵略的淫威,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侵占朝鲜、中国的台湾、澎湖、辽东半岛,并攫取在中国设厂、开矿等特权。1904年到1905年间,日俄在中国东北交战,日本在东北亚取得军事优势,获得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驻军权利,并攫取了中国辽东半岛、旅顺、大连及长春到旅顺铁路的权益。1914年,日本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机,出兵侵入中国山东,强行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第二年,迫使袁世凯接受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此后,日本侵略者数次出兵侵犯山东,制造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侵略成性并没有因此改变,在巴黎和会上拒绝交还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引起了中国人民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华盛顿会议上与美国争夺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当时人们评论说,如果再有机会,日本与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争夺,必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开始。
日本对中国东北垂涎已久,把侵占东北作为其吞并中国、称霸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首要战略目标。1927年夏,日本政府强化对华侵略政策。田中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图谋侵占“满蒙”的“根本政策”,抛出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对日本的生存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公然宣称“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日本军部、陆军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多次派人到东北各地秘密侦察,制定了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作战方案和具体实施步骤。在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的策划下,日本关东军先后制造了皇姑屯事件、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企图借此实现他们占领东北的野心和目的。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花谷正在回忆录中露骨地说,河本大佐曾经打算乘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的机会占领满洲南部,但失败了。如果那次干得漂亮,后来的满洲事件也许在那个时候发动了。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是日本侵占中国东北野心的大暴露。在此前后的中国国内形势,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四分五裂,蒋介石为巩固军事独裁统治,在国民党内部与汪精卫、陈公博的改组派及谢持、邹鲁的西山会议派争夺对国民党的领导权。军阀连年混战,蒋介石与各地实力派之间的战争此起彼伏,1930年爆发了各地军阀联合起来对蒋介石的中原大战。国民党把消灭共产党作为首要任务,连续发动对江西中央苏区和各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军事“围剿”。九一八事变爆发两个月前,蒋介石在告全国同胞书中,说什么“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作安内攘外之奋斗”。由于国民党实行“惟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政策,使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更加狂妄,终于酿成战争的大祸。
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变,与当时国际局势密切相关。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给帝国主义各国以沉重打击。在日本看来,英美等国忙于应付国内经济危机,无力干涉远东事务;苏联正在进行国内建设,不敢干涉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国际联盟组织徒具虚名,对日本没有任何约束力;中国政府忙于军事“围剿”共产党,内部斗争激烈,缺少足够的力量应对日本对东北的军事行动。1931年8月,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在给陆军大臣南次郎的信中说:熟察帝国存在及充实一等国地位,势非乘此世界金融凋落,露国(苏联)五年计划未成,支那(中国)统一未达以前之机,确实占领我三十年经营之满蒙,并达大正八年(1919年)出兵西伯利亚各地之目的,使以上各地与我朝鲜及内地打成一片,则我帝国之基,即不能巩固于现今之世界。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为了缓和国内矛盾,通过发动侵略战争转嫁经济危机造成的恶果,日本军国主义发出狂热的战争叫嚣,加紧制定和实施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计划。
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
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举国震惊、各界愤慨。当时,日本关东军不到两万人,东北军有二十万。除有小部分进行军事抵抗外,东北军奉行“不抵抗政策”。事变发生后,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传达张学良的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第二天,张学良对记者谈话时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由于奉行不抵抗政策,日军三百人就击溃了北大营的八千守军,9月18日当夜很快攻占北大营,第二天占领了整个沈阳城。短短四个多月的时间里,东三省大好河山沦入敌手,三千万父老成了亡国奴。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内一片慌乱与无能。党政军要员发表的谈话、讲演,语调语气多灰色阴沉,或有慷慨激昂之词,也多是空话。当时,蒋介石坐镇南昌,忙于红军的第三次军事“围剿”。9月19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160次会议,由吴稚晖、于右任等人电请蒋介石速回南京,商讨应对方策。21日下午2时返回后,蒋介石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以日本侵占东北的事实,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蒋介石电示驻烟台海军刘珍年师长:对日本军舰的进犯,勿做轨外行动,以待国际之公理。如果日本海军登岸,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市党部党员大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国人“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23日,张学良派万福麟、鲍文樾到南京,蒋介石接见他们时说:倭人狡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情况,向国联提出申诉,同时照会美英等国政府,请国际组织主持公道,希望国际各国深切关注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动。国民党政府的忍痛含愤,诉诸国联,不作抵抗,这是典型的弱国无外交,也是对严峻局势的估计不足,对日本的侵略野心警惕不够,政治、军事、外交上的应对软弱无力。面对日本侵略,把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寄托在国际联盟的调停和列强各国的干涉上,反而对民众自发组织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进行压制。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恶果,使日本的侵略欲望更加膨胀,肆无忌惮地扩大侵略战争,明目张胆地为其侵略行为诡辩。
国际社会的不干涉主义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不仅是对中国主权领土的严重侵犯,也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公开挑战。世界各国,特别是英美等西方国家,对日本这个国际暴徒,几乎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干涉和制裁措施。
苏联对九一八事变十分关注。虽然当时两国外交关系中断,苏联政府从外交及道义上同情和支持中国。苏联政府致电中国表示同情,对日本侵犯苏联在中东铁路拥有的权益提出强烈抗议。苏联外交部也发表声明,表示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意做一切必要的帮助。不久,中国出席日内瓦国际裁军会议代替颜惠庆与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进行谈判,很快恢复了中苏两国邦交。但与此同时,出于自身利益和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为避免与日本直接冲突,九一八事变后,苏联政府两次向日本致函表示,对于中日冲突将采取不干涉主义的中立立场。11月19日,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表示,苏联政府重视维护和巩固与日本现存的关系,对各国间的冲突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苏联的不干涉表态,打消了日本有关苏联干预的顾虑,客观上鼓励了日军扩大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动。
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经历了一个由消极观望,到与国联合作,再到不承认主义的过程。九一八事变前一天,美国国务卿与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达成一项秘密谅解:美国保证不干涉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日本则保证其在中国东北的行动应限于锦州以北。事变发生后,美国政府消极观望,默不作声。直到日本侵占锦州,并向锦州以南进犯时,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照会中国和日本,宣布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对这一被称为“史汀生主义”的政策,中国和欧洲各国普遍表示赞同。由于没有采取遏制日本侵略的具体行动,美国的这一政策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
英法两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主要是通过当时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的活动表现出来。这两个国家都是国联的主要成员国,在国联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国联活动几乎由这两个国家所控制和操纵。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向国际联盟提出了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的控告。12月10日,在中国代表一再要求下,国际联盟通过决议,决定由英国人李顿爵士率英美法德意等五国代表组成调查团,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情况。1932年2月,调查团从法国出发,一路上迈着蹒跚的步子,历时二个多月才抵达沈阳。调查团到东北前,日本为了欺骗国际舆论,掩盖侵略罪行,策动东北的“所谓独立运动”,成为伪“满洲国”。调查团到东北后,日本侵略者又捏造各种假象,阻挠调查团工作。在中国代表顾维钧的多方努力下,东北各界民众通过各种渠道给调查团寄送了大量信件,揭露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阴谋和武力扶植伪“满洲国”的内幕,使调查团了解了一些真实情况。国联调查团在东北进行了总共6周的所谓实地调查,起草了共14万多字的调查报告书。报告书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阴谋有一定的揭露,对九一八事变真相的若干部分也予以承认,认为伪“满洲国”不是“由真正及自然之独立运动所生产”,而是“日本军队之在场及日本文武官吏之活动”的结果。但总体上看,调查报告书模糊是非、混淆黑白,暴露了西方列强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绥靖政策。尤其是提出非常荒谬的建议,主张中日两国都撤出在中国东北的军队,把中国领土东三省由西方列强共同管理。调查团报告书公布后,国民党政府表示“原则接受”。日本驻国联代表松冈洋右在国联特别大会通过报告书后恼羞成怒,退出会场。日本政府以抗议报告书为由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一出笼,全国人民表示强烈反对。10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通电,指出这个报告书“公开地最无耻地宣布了瓜分中国的新计划”,号召全国民众武装起来,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以革命的民族战争,来撕碎李顿的报告书”。
国际社会的不干涉主义
九一八的炮声,震憾着中华大地,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各界群众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以《申报》为首的报刊在国内掀起了号召抵制日货、要求抗日救国图存的声音。东北人民奋起抵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出现了东北义勇军和其他各种抗日武装力量。
当日军进攻黑龙江省时,代理省主席马占山公开通电,率部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面对日伪的劝降,马占山严词拒绝,表示“吾奉命为一省主席,守土有责,不能为降将军。”11月4日,马占山率部在嫩江桥及其附近的大兴地区与日军展开殊死拼杀,与敌血战三天二夜,击退了敌人多次进犯,取得了江桥抗战的胜利,有力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各地报纸以大字标题报导江桥抗战情况。各界群众纷纷捐钱捐物,组织“援马抗日团”,参加到抗日的队伍中来。
处在国民党白色恐怖包围中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首力倡导挽救民族危亡,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推动着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接连发表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的事件,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的开始,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用革命的铁拳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制止帝国主义的暴行,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虽然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小,红军和根据地发展不大,也很分散,只是“星星之火”,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政权发出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强音,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成为抗击侵略者的强大力量,成为全民族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
一首《松花江上》,控诉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侵略罪行,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乃至全国人民的悲愤情怀,唤醒了沉睡或迷茫中的国人,点燃了中华大地上的抗日烽火。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各界人士的共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成为中华儿女、炎黄子孙的心声。
当年,九一八事变中的枪炮声,让那些善良的人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
今天,纪念九一八事变的防空警报,昭示我们要时刻牢记:勿忘国耻,振兴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