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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人趴在田野里一个简陋的坟头上一边放声大哭一边把纸钱抛向空中，还有一位老人在法庭控诉中因悲愤而晕倒，最后被抬了下去……这些都是北京电视台《纪录》栏目即将播出的纪录片《世纪末的起诉》中的镜头，这部历时1年才拍摄完成的纪录片讲述的是我国山西的5位慰安妇50年来的辛酸历史以及她们顽强曲折的上诉经历。
昨天下午，记者找到了拍摄这部片子的摄像师——湖北经济电视台特别节目部的孔祥学，他向记者讲述了很多镜头外的故事。
湖北经济电视台拍摄这部纪录片完全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去年，摄制组结识了专门调查中国山西盂县中国慰安妇的北京律师康健，又通过她认识了从1982年就开始收集慰安妇资料的山西民办教师张双兵。大量鲜活生动的第一手材料促使摄制组马上投入到这个意义重大的选题之中。
孔祥学告诉记者，在这一年当中，摄制组的同志十几次深入到山西农村，每次最少都要呆一个星期。节目总共只有50分钟，摄制组拍摄了100多个小时的资料片，光后期制作就用了两个多月。孔先生说着说着有些激动：“这些大娘们家里都家徒四壁，有的窑洞里只有一口锅和一张床，吃的是没有一点油水的饭菜。我们的拍摄经费不多，可是每次去都会不自觉地把兜里的钱掏干净才走，她们实在太可怜而又可敬了。”
孔祥学对记者说：“艰苦的物质条件都算不了什么，最难的是让这些身心饱受挫折的大娘们开口。受过日军蹂躏的大娘们绝大部分都终身未婚，即使勉强嫁了人的也都终身未育。因此她们都是无儿无女的孤苦老人，性格比较孤僻。再加上个别人的歧视和白眼，她们轻易不会对别人讲自己的苦难经历，也轻易不会相信任何人。有的时候看到她们对着镜头泣不成声，我们都不忍心再拍下去，我们实在不愿意去揭让她们痛苦了50多年的伤疤。”
针对这种情况，摄制组的工作人员首先努力去做的是赢得大娘们的信任，像亲生儿女一样对待她们。十几次下山西，工作人员每次都和大娘们同吃同住，睡的是五六个人的大通铺，吃的是仅仅撒一点盐的小米饭和野菜，渐渐和大娘们建立了感情。孔祥学向记者讲了一个小故事：一次，摄制组的工作人员和一位大娘一起回家，她在路上身体不适无法行动，她当时说离家只有300米了，工作人员就轮流背她回家，哪知这一背就是十几里地，原来是这位大娘当时头脑糊涂了看错了地方。从此以后，这位大娘对摄制组的工作人员特别感激，开始勇敢地控诉日军罪行。
尽管这样，孔祥学和他的同事们对有些镜头还是不得不忍痛割爱。有的是由于当事人病魔缠身，已经无法清楚地叙述事情的经过；有的是当事人和亲属迫于舆论压力不愿意把这段往事公诸于众；也有的是在拍摄过程中受到当地群众和干部的阻挠……孔祥学对记者说：“每次我们都要偷偷地去拍摄，大娘们也很少让我们拍村落的外景，她们的心理压力太大了。”记者得知，《世纪末的起诉》共拍摄了20多位慰安妇的素材，而真正与观众见面的只有5位主人公。
直到现在，摄制组的工作人员们还和大娘们保持着联系。孔祥学对记者说：“日本的地方法院宣判大娘们败诉，她们还要继续向最高法院起诉，因此这部片子还没有拍完。”值得一提的是，《世纪末的起诉》主人公之一侯冬娥大娘已经在去日本申诉的途中去世。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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