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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自幼受到良好教育，成年后喜好书画，喜欢鉴赏和收藏。1930年，他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副总司令后，将行营设在北平顺承王府，这里离出售书画作品的琉璃厂非常近，所以有着这方面爱好的张学良时常去琉璃厂逛一逛。有一天，他以重金购得几幅明末清初艺术大师石涛的山水画。当张学良兴致勃勃请名家鉴赏之后，却得知买来的是出自新秀张大千之手的赝品。
张学良很快了解到，生于四川的张大千，名张爰，长自己三岁。1917年随兄长到日本学习绘画，2年后学有所成回国，曾一度为僧，法号大千，还俗后仍以法号行名。
张大千听到张学良误买了自己临摹之画这件事后，非常紧张，他想不到自己的临摹，竟能瞒过声名盖世的张学良。正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份考究的请柬送到了他的面前，张学良邀请他参加大型宴会。
张大千素闻统率三军的张学良性格刚硬，处事果断。此次邀请目的何在，是福是祸，一时间，使得张大千有些不安。张大千思虑再三，决定硬着头皮前往赴约。他原以为张学良会借此机会向他发难，谁知见到张学良后，张学良对他十分客气，不但没有一丝懊恼，相反，张学良倒向赴会的北平名流和党、政、军要人热情地介绍张大千，说张大千画技高超，摹仿石涛的作品已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
张大千此次赴宴非但没有受什么责难，反而名声大扬。一般来说，文人墨客都是比较“轻官”的，像张大千这样的人更是如此。但张大千对张学良如此宽大的胸襟深为叹服。从此，两人联谊交往，情愈深厚。张学良对张大千的画总是挚爱有加，张大千也为结识这样一位身居要职、豪爽侠义的好朋友而高兴。
此后，虽然张学良军务繁忙，张大千作画无暇，但两人经常忙里偷闲在一起小坐，长则半小时，短则十多分钟。
星转斗移，岁月荏苒。1961年3月，侨居海外的张大千专程飞回台湾省亲。这本来就是众人关心的新闻，其间，又派生出另一个令人轰动的消息：张大千向有关方面提出，请尽快批准他探访张学良的请求。
局外人不知晓张学良与张大千以往鲜为人知的交往，所以对张大千这位名冠中外的艺术大师来台后，在紧张得连针都难以插入的活动日程中，又加上探访张学良这一安排而大为不解。对于张大千的这一请求，台湾当局并没有为难。因为当局知道，自50年代以来张大千一直乔居巴西，潜心研究学问，专注绘画艺术，料定两人相见不会涉及政治，所以，很快就同意了。
3月的一天，风和日丽，春光明媚。张大千直奔台北北投复兴路70号的张学良府第。闻讯，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早已在门口迎候，两位分别26年的老朋友终于相见了。他们热烈拥抱，相互仔细端详，都说岁月无情，老了!老了!入厅落座，两人谈笑风生，妙语迭出，连坐在一旁的赵四小姐也插不上口。叙谈不久，他们就又提起了当年争购《红梅图》的事。
这件事发生在1930年的北平。有一次，张大千在古玩店偶然发现了一幅《红梅图》，仔细鉴赏后，他认定这是清朝初期著名画家新罗山人的真迹。他与店主讨价还价，最后以300块大洋成交。只是他来时并无购画的准备，随身并未带足钱银，无法立刻将钱款交清。于是双方商定先把定钱交了，第二日再交钱取画。事也凑巧，张大千前脚刚走，张学良后脚也来到了这个古玩店，他一眼就看中了这幅《红梅图》，决定买下来。店主回复此画已经被人开价300元定下了。张学良一听，马上说：“我出500元你卖不卖?”一下就多赚了200块大洋，店主当然乐不可支。张学良当即让副官交足款项，心满意足地将画带走了。第二天张大千得知情况，叫苦不迭，可又毫无办法。
直到两人这次相见时谈起这件事，张大千还不无遗憾地说：“那天我国是带足了钱，这画就是我的了。”
张大千赴台省亲结束，就要登机回巴西了。张学良偕赵四小姐赶到机场送行。临别时，张学良送上一件用红绸子包卷得很精美的礼物。张大千说：“汉卿，可问是何贵物?”
张学良微微一笑说：“回府后，打开不迟。”
飞机升空后，无法忍耐的张大千怀着急切的心情打开红绸子一看，正是那幅《红梅图》!
张大千见画，心潮起伏，回到巴西家中后，心情仍然无法平静。为了回敬张学良的情意，他闭门谢客，专心致志地伏案画了一幅《腊梅图》，请人捎给了张学良。张学良收到这幅精品，爱不释手，将画挂在书房，时时观赏，以解想念老友之情。(何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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