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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一位市领导说：“城市本身就是一种宝贵资源，是聚宝盆、摇钱树，关键在于我们会不会经营。”
近几年来，我们目睹了广州的沧桑巨变，无不交口称赞广州的“小变”、“中变”。千年广州脱胎换骨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从今日起，本报将从“投资”、“管理”、“收益”等角度，连续刊登三篇答疑报道，敬请读者垂注。
钱从哪里来？
稳中求快的经济思路奠定雄厚的经济基础，打造大都市文明时底气十足投资的前提是要有钱，钱从哪里来？
让我们先看一看1月30日新鲜出炉的统计快报：2001年，广州市国内生产总值达2684·83亿元，连续6年保持13％左右的增长速度；人均GDP3·8万元，高于京、沪；人均可支配收入14416元，居全国十大城市之首。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广州市真正开始“加速跑”之日，竟然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开始疯狂肆虐之时。
广州市市长林树森说：“我们在那一年定下的经济方针，至今未作更改。当时国家确立了稳中求进的战略，广州根据自己的实际，还特别提出要稳中求‘快’！”
“快”首先体现在国有企业改革上。据林树森介绍：“很多地方在解决国企问题时，都落脚在‘解困’上，但广州的思路却是‘发展’。我们调整企业领导班子，却不干预再上什么项目，放手让企业去市场搏击。三年后，生存、壮大的企业都水落石出了，再让适应不了的企业破产，政府拿钱出来安置员工。”
据了解，这笔安置费仅10亿元左右，约为当年度广州市一般预算内财政支出的二十分之一。
“快”还体现在产业布局的谋略上。林树森很喜欢《高级的社会》中的观点：“高新技术、传统产业、服务业这三者之间若能在一个城市协调发展，这个城市才真正有竞争能力。”他认为“广州正是这样一个城市。”在“高新”概念越来越火时，广州市却不声不响地在传统产业中腾挪，而且获益良多：
重工业对很多地方而言是“鸡肋”，但广州市放眼整个东南亚产业结构大局，对重工业格外珍惜。结果，底盘庞大的重工业产值在2001年的增长率居然超过了轻工业，达到20·9％。
“标致”的失败是广州无法挥去的痛，但经过深思熟虑，广州依然将汽车制造业作为支柱产业，又引进了“本田”。在2001年的“成绩单”上，这个行业与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石油化工行业，为广州市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当然，高新产业也是必须占领的制高点。在天河软件园等国家级软件基地的培育下，2001年广州的高新产品产值大幅增加31％。
强劲的发展势头，使这座华南重镇“富甲一方”，2001年，该市一般预算财政收入达到246·19亿元，如此雄厚的经济基础，使广州市在打造自己的大都市文明时，底气十足！
支点在哪里？
“有形”的调控，“无形”的市场，共同构筑一个有力的“支点”
“九五”时期，广州市投入城建的资金高达610亿元，相当于前八个“五年计划”时期总和的三倍。而且，这个势头还得到了延续，2001年，又有142·2亿元的资金被洒向广州的“山城田海”。
这些钱中究竟有多少是政府的专项城建资金呢？2000年4月广州市人大召开的一次专题会议透露：每年20多个亿。
20多个亿，乐观地估计，6年也不足200亿，却撬动了750多亿的资本巨轮，它的支点在哪里？
“有形”的调控、“无形”的市场，两只手握在一起，共同构筑了一个有力的“支点”。
事实上，由于广州市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政府的信用也成了一个好的“支点”。
职能部门的同志说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八五’末期动工的地铁一号线，筹资相当困难。而建二号线时，广州的经济实力已大增，决定不向外借贷，反而是银行蜂拥而来，非要借钱给我们，他们坚信政府的还款能力。最后，林市长贷了一部分款，准备拿去建会展中心。”
广州市副市长李卓彬曾在一篇论文里写道：“城市经营的原则就是牺牲最小的资源达到尽可能长时间的发展平衡；用最小的投入达到最佳的综合效益。”
透过一次次精彩的“撬杆”动作，我们看到了这两句话的最佳注脚。经典案例
横空出世的内环路，其项目资金组合简直是个“金融百货柜”：世界银行贷款2亿美元、国家开发银行贷款38亿元、工商银行贷款24·3亿元，此外，省、市两级财政再出一部分……
林树森曾以此为例，向记者生动阐述了长袖善舞的广州政府娴熟运用“杠杆”撬动“地球”的全过程：“如果按当时的城建投入，总投资近80亿元的内环路根本建不起来。没有钱怎么办？我们就去找省政府批准项目收费，进而用收费作抵押进行融资，也正是走了这条路子，项目竟比原计划提前完成。尽管内环路主要是靠借钱修的，但由于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后面的财政收入也多起来了，这笔账算下来是绝对有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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