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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0月20日，在美国打响阿富汗战争的第十天，塔利班政权决定率众向邻国巴基斯坦逃亡。一位名叫丹尼斯·雷歇的法国摄影记者，用照相机记录下了塔利班士兵长达三周的逃亡之路。
塔利班指挥官送我去逃亡
我之所以能够同塔利班一起逃亡，还要感谢坎大哈的一个塔利班老指挥官穆拉·马兰格，是他将我交给了塔利班的士兵，并要求他们沿途负责我的安全。我早在1984年就认识了马兰格，这家伙当年在对付苏联军队时干了不少事情。他曾负责整个坎大哈地区的罂粟园种植，除了靠卖鸦片筹集资金来支持抵抗运动外，他还向苏军低价出售鸦片。马兰格得意地说，苏联人正是由于吃了他卖的鸦片，才失去了战斗力。
穆拉·马兰格在塔利班里的势力很大，他还把本·拉登介绍给我。1986年11月，我们曾谈起阿富汗的“阿拉伯军团”。我跟他讲，听说这支部队的头儿是个沙特阿拉伯富翁。他马上说：“你讲的是本·拉登吧？”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本·拉登的名字。当我表示想见见这位神秘人物时，没想到马兰格爽快地答应为我安排此事。
在马兰格的引荐和带领下，我见到了当时并不很出名的拉登。会见地点在托拉博拉地区的一个山洞。一位瘦高的青年男子站在门口接待我们。马兰格对我说，他就是本·拉登。他用英语向我问候，但并没有同我握手。大家坐下后，他吩咐旁边的人上了茶点。我们当时的惟一话题就是反击苏军。拉登说：“穆斯林世界应该团结起来，将那些不信奉伊斯兰教的人赶出去。”他给我的感觉完全不像军人，而更像一位政治家。
塔利班士兵不知道“9·11”
就是这位神通广大的马兰格让我成了塔利班逃亡之旅的成员，他还安排了两名士兵作我的保镖，负责在旅途中照顾我。我们的队伍最初有100多人，还有几十辆吉普车和卡车。为了给重型武器这些大块头的“家当”腾出空间，大家只能七八个人一组紧挨着坐在车上。前进的方向已经很清楚，只要朝着东北部努里斯坦的部落控制区走，就能到达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边境。边境的另一头便是安全之地。
逃亡就这样开始了。一路行来，沙漠、高山和河谷等自然风光一个接一个地从我们身边经过。如果不是因为身后有美国人的飞机和炸弹，还真有点像在旅游。在纽约世贸大厦遭受袭击一个多月后，我仍没有听到周围的塔利班士兵谈及此事。他们显然不知道“9·11”事件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这件事就是迫使他们逃亡的直接原因。
队伍在小心谨慎地前进。每天在夜幕降临之前，我们都要找一个村子住下。有人会给大家分配房间，一般都是些灯光昏暗的小屋。塔利班士兵们晚上就在屋里聊天，有的小头目还有手机和对讲机，他们便用这些“洋玩意儿”相互打电话。让人吃惊的是，当初被塔利班自己禁用的收音机现在居然出现在他们当中。不过，收音机里传出的都是一些恐怖的消息，比如美国轰炸阿富汗后在那里展开大屠杀，马苏德的部下绞死塔利班士兵等。恐怖的气氛不仅散布在收音机里，也反映在我们的逃亡旅途中。一些村民看到我们的队伍走来，以为美国大兵就在我们身后。另一些人担心受到轰炸，纷纷要求跟随我们一起逃亡。因此，队伍一边前进一边扩大，最后汇集了将近2000人。
塔利班士兵希望看看美国到底什么样
入夜，在空旷的大山里，奔走了一天的逃亡者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休息、闲聊。经过一个多星期的交往，他们逐渐接受了我这个外国人。一些年轻人对我说，他们希望到法国去，还想娶一个法国女子为妻。我说，法国女人同这里的女人不一样，她们可以出去工作，看电影。当听说法国女人可以成为医生或艺术家时，这些阿富汗青年的眼睛都瞪大了。
对于普通的阿富汗人来讲，战争似乎成为他们生命的全部。40岁以上的人经历了25年兵荒马乱的日子，已经十分疲惫；20岁出头的小青年则从呱呱坠地开始，便一直生活在战争之中。上世纪80年代时，有人曾对他们说，苏联人走后，天下就会太平无事。事实上，苏联人的撤退换来的仅是塔利班政权的和平，普通阿富汗人甚至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保不住———大部分女人和小孩都被收容在边界另一端的集中营里。
战争虽然恐怖，但人们有时也会找找乐子。我拿出身上的随身听，给这些小青年放了几段莫扎特和比亚夫的音乐，他们很喜欢。当他们把我当作朋友时，便开始对我讲述自己家里的故事，说他们希望找回失踪的亲人。当然，也有人表示，很希望上学念书，学外语和其他知识。谈到美国时，许多年轻人仍对它充满幻想和憧憬，希望看看美国到底什么样。不过，也有人会突然高喊“打倒美国”的口号，其他人这时也就跟着大声附和。
次日凌晨，当流亡的人们一觉醒来时，常常发现身上已经盖了一层3厘米厚的“雪被”。做完祷告，吃完早茶后，部队继续前进。已经走了十多天了，每天的日子都像在重复着昨天。当有人感到厌倦时，塔利班的小头目便会用手指着几重山后面的方向说，只要穿过库拉尔山脉进入努里斯坦地区，就可以脱离危险了。自1986年以来，那里一直是伊斯兰极端组织“瓦哈毕”的基地。在当地每家每户的墙上都挂着本·拉登的肖像，男女老幼都随时准备为他献身。就是这样的地方，将要成为我们这支逃亡之旅的避难营。
不是美国的对手，惟一的出路就是逃跑
流亡之路充满艰辛。为了填饱肚子，我们买了一些山羊，把它们肢解切块后，装在粮食袋里。由于食物有限，一支25人的小组每天只能吃一只山羊。越往前走，山道越陡。部队不得不将所有的吉普车、装甲车和卡车放弃，用几百匹马和骡子运送弹药箱、炮弹和小钢炮等装备。一门小钢炮重65公斤，走在我前面的马就驮了两门。有一天，一匹马因筋疲力尽突然倒下。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多少？大家心里都打上了一个问号。
收音机里不时传来坏信息，大家都确认，美国大兵已经占领了阿富汗，正在他们的领地上搞“大清洗”。这些塔利班士兵曾以为，他们将会面临一场地面战争，就像当年对付苏联人一样。但直到10月10日第一批炸弹从天而降，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手中的老枪老炮远远不是美国人的对手。况且，有不少人从来就没有见过美国飞机，甚至没有见过美国人长什么样。现在他们已经非常清楚，面对先进的美式武器，惟一的出路就是逃跑。
山路越来越陡，海拔越来越高。到了4000米，因为高原缺氧，很多人呼吸逐渐急促起来，一些人担心自己能不能撑下去，因为他们听说前面还有4800米高的山岭。驮着行李的马和骡子也逐渐吃不消了，一个个倒下。储备的粮食也所剩无几，队伍每前进一米都需要足够的勇气和毅力。好在塔利班士兵将重型武器分别藏在了沿途的山洞里，这使我们的行装变得轻便许多。我的两位保镖一直跟随左右，不时地问寒问暖。
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
2001年11月11日，在逃亡的第二十二天，我们到达了位于海拔4700米的夏瓦巴斯高地。翻过这座山就是巴基斯坦。在下山的路上，队伍里的人群一改往日的疲乏与沉闷，显得非常兴奋与喜悦。他们一边小步往下走，一边高喊“打倒美国人”，“打倒以色列”，“巴勒斯坦万岁”和“我们必定胜利”等口号，似乎胜利已近在眼前。3小时后，队伍进入一个小村子。几辆卡车和大客车早在那里等候我们。塔利班的广播在空中响起，呈现在眼前的已经是另一个世界。我们这才意识到，居然就这么越过了边境。又过了两个小时，我们的队伍到达了终点站赤特拉。按照事先商量好的价钱，我把一路上的保护费付给两位保镖。刚才还是浩浩荡荡的一群人马，几分钟后就人去物散。我又成了孤家寡人，就像一个远道而来的旅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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