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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增加粮食生产、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成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记者专访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专题研究“三农”问题的林毅夫教授。他提出，增加农民收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是当前首要选择
粮食供求关系的变化，自然引发价格的变动。我国的粮价已持续6年负增长。本次粮食行情上涨，是恢复性增长，属于正常波动范围
记者：关心中国的经济问题总是要关心当前最热门的话题……
林毅夫：粮食价格、农民收入就是当前的热门话题之一。
记者：您研究农业问题多年，对当前粮价波动有什么看法？
林毅夫：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粮食产量只有3亿吨左右，到1996年，突破了5亿吨大关，随后就稳定在这个水平上，并于1998年达到一个高点。我国农业从此进入新阶段，粮食生产供应出现了“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格局。受新的供求关系影响，目前粮价出现了持续低迷。我国的粮价已持续6年负增长，价格曲线处在波动的低谷。农民生产粮食，扣除成本后收入无几，种粮的积极性受到影响，不少地方还出现了土地抛荒现象。不过，本次粮食行情上涨仍是恢复性增长，属正常波动范围，是与前几年相比，粮食总产量和总储量相对降低的结果，是供求关系的新变化自然引发的价格变动。
记者：您认为本次粮食涨价会不会刺激农民明年种粮的积极性，导致供求关系发生新的变化呢？
林毅夫：完全有这个可能。这是市场在起作用。
记者：有观点认为本次粮食涨价对农民增收将发挥作用，您怎么看呢？
林毅夫：对粮食主产区农民的收入增加是有相当正面作用的，但我国每个农户的耕地面积很小，粮食产量有限，农民收入的增加不能单靠粮食涨价。确保农民收入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唯一途径是减少农村人口。
当前“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增收缓慢。确保农民收入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唯一途径是减少农村人口；而通货紧缩则抑制农村人口转移，也阻碍农民增收
记者：您有着长达27年的求学生涯，成为留美归国的第一位经济学博士。请谈谈您关注国家农业问题的由来。
林毅夫：这是一种缘分。我学的是发展经济学，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该系有一个传统，就是要求外国留学生选择和本国有关的经济问题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而我在1984年开始写论文时，国内的农村改革已取得很大成就，加上“三农”问题又是中国现代化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此，就以《中国农村改革》为题完成了毕业论文，从此与“三农”问题结下不解之缘。20年来，我做过很多其他研究，但对“三农”问题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过。
记者：当前说“三农”，离不开农民收入问题。“九五”期间，我国农民的收入增幅逐年递减，其中后3年年均增速仅为3.4%，不及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2。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差距扩大意味着什么？
林毅夫：我与亚洲开发银行合作，就近年特别是1994年以来我国农村发展的重大战略及长期面临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尽管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很多，但根本原因在于农村人口和富余劳动力过多。农业无论如何发展也没有足够空间使9亿农村人口的收入快速增长。在现阶段，仅仅依靠农业无法解决农村问题，仅仅依靠农业政策的调整来寻找加快农民增收的道路也难以根本奏效。
记者：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农业出现了颇为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总体的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大宗农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却是众多的农产品过剩和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
林毅夫：农产品产量的大幅增加与城市人口农产品消费增长缓慢的矛盾加剧了这一局面。可见，单纯鼓励农民生产优质农产品所起的作用已非常有限，只会不断出现第一年某种农产品价格很好、第二年开始下降、第三年就会使种植者无法收回成本的现象，即增产不增收。
(背景：有关专家测算：2000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96年增加了1441.1元，但这4年中用于食品的开支却只增加了53.6元。这意味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1元，用于食品的开支却只增加不到4分钱，其中还包括在外用餐费用的增加。)
记者：其实也不光是城乡收入差距在扩大，区域间及农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不容忽视。有学者认为农民内部的贫富差距甚至超过了城乡差距。研究农民增收是否应当分门别类？
林毅夫：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要探讨让最广大农民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从中分享增收的好处。
记者：可见，70%的农村人口成为所有农村问题的症结。近两年来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观点，即“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您对此怎么看？
林毅夫：中外历史经验表明，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有赖于农村劳动力随着经济增长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而当前因生产能力过剩出现的通货紧缩加剧了解决农村问题的难度，使农村劳动力离土离乡的异地转移和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渠道受阻。解决“三农”问题的当务之急在于消除国民经济中的过剩生产能力，遏制通货紧缩势头。
(背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时曾吸收了1.2亿农村劳动力到非农产业就业。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大约有8000万农民工进城。但从1997年起，国民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势头，部分进城的农民工回流农村；乡镇企业纷纷停产、破产，使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也回流农业。务农人数不减反增。“八五”期间，我国农业中的劳动力总量减少了1001.9万人，而“九五”期间，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总量反而净增463万人。)
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启动内需、消除过剩生产能力最有效的措施，也是当前实现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的首要选择
记者：遏制通货紧缩势头是不是意味着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这几年我们的政策不都坚持了这一取向吗？为何农民增收未见太大改观？
林毅夫：这要做些具体分析。就以西部大开发来说，主要是通过财政手段大量投入公路、铁路、机场、大中型水利设施、天然气管道项目建设。这能否解决目前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值得探讨。
记者：那么，应从何入手？
林毅夫：要着力全面改善农村的水、电、路等小型基础设施，进行规划、引导投资方向。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具有投资少、工期短、见效快、经济和社会效益好的特点，体现在能创造许多就业机会，以使用农村廉价劳动力为主，可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能够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有助于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消化过剩生产能力，使国民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总体上讲，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启动内需、消除过剩生产能力的最有效措施，应成为当前实现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的首要选择。
(背景：在占全国总人口60.9%、户数占2／3的农村地区，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依然十分落后，不仅电网陈旧，电压不稳，而且电价高昂，此外还有一半的农户没有用上自来水。)
记者：这样会使广大农民普遍受益吗？林毅夫：是的。
记者：您了解西部偏远省份农民最真实的生存状况吗？是如何了解的？
林毅夫：有所了解。每年总要抽点时间下到农村基层考察。
记者：在城乡差距扩大的同时，东中西部的差距也在扩大。有专家提出“解决了中部的问题，就相当于解决了我国‘三农’问题的80%”，您是否赞同这一观点？
林毅夫：中部地区是我国农村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得到的政策支持最少，并面临有限的自然资源和最为严重的贫困问题，生态状况恶化速度也最快。在未来30—50年内，中部等传统农区的发展状况将直接决定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格局。中央政府应创造条件支持中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因为东部地区大多数农村人口的生活和生产已有较好的条件；政府对西部地区的农民摆脱贫困已有相当多的政策；而中部地区则成为农民流动就业的主要输出地。帮助这些地区的发展就是要通过工业化、城镇化实现大量农业人口的转移。
记者：这样的好处？
林毅夫：可产生多方面的正面作用，比如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以后可使留在农村的劳动力有更多的耕地面积，可以扩大经营规模，增加农产品的商品化比例；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就会从农产品的供给者变为农产品的需求者，增加对农产品的市场需求，使农产品的价格可以不断提高。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可以使农民的收入获得持续而且较快的增长。同时，还可以抑制生态的快速恶化，使各级政府有余力拿出更多的公共财政用于扶贫和自然资源保护，等等。
记者：但前提是建立统一的农产品和劳动力市场……
林毅夫：是的，只有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各个地区才能按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当东部地区随着经济发展，土地和劳动力机会成本提高，粮食生产失去比较优势，东部地区自然会缩小粮食生产的比重，增加向生产粮食有比较优势的中部地区的购买，粮食市场的价格将会相应上升，中部地区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民也就能从粮食增产中得到增收的好处，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就会成为中部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的拉动力。同样道理，东部越发展，就会从西部进口越多的资源密集型产品，成为西部农民收入增长的拉动力。这样，东、中、西部的经济就能协调发展。
链接
1.在目前的统计调查中，农民纯收入主要包括工资性报酬收入，家庭经营农业(农、林、牧、渔)收入，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转移和财产性收入四部分。乡镇企业及农民外出打工等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主要支撑。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率自1984年以后始终低于城镇人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1978年的2.57∶1扩大到2002年的3.11∶1。
2.文中所描述的中部地区不是地理区位上的中部地区，而是人口高度密集、长期以传统农产品生产为主体、土地资源稀缺的地区，包括河北、四川、重庆、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陕西、广西等10省(区、市)，农业人口占全国农村人口的一半以上，人均GDP(元)、农业占GDP的比例等指标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果这部分传统农业区的农村人口能顺利转移，将会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提供巨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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