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丑闻发生两个月来，有关方面一直保持“严打”态势，把珠海“打”成了一个异常“干净”的城市
11月17日，才夜晚10时，一度“皮肉生意”最火爆的珠海市情侣路已经相当冷清，打车经过时几乎难见人影。
此情此景，令人完全无法想象出租车司机描述的千名“小姐”沿路拉嫖的“壮观”情形。丑闻发生两个月来，官方一直保持“严打”态势，把珠海“打”成了一个异常“干净”的城市。
审了没有？
根据“出口转内销”的一条新闻报道，珠海中院将在这几天内开庭审理为日本“买春团”组织300多名中国妇女卖淫的中国“皮条客”和“妈咪”。
海内外华文媒体旋即再次云集珠海，新闻大战一触即发。
11月17日下午3时，《瞭望东方》记者在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公告栏中没有看到本案的开庭公告。记者刚到法院传达室就吃了闭门羹：“记者由市委宣传部统一接待，我们中院没有发言权。”负责法院外宣工作的研究室干部在电话那头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到了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科的龚科长又要把记者推回法院，记者告诉她自己刚从法院过来，得到的回答是“这个案子现在没有宣判，任何人都不能接受采访”。龚科长边说边流露出对前段时间媒体炒作丑闻的不满：“在这件事情上，珠海是当事人，更是受害人，珠海再也经不起伤害了。”
记者一再申明自己并不打听案情，只想了解丑闻后珠海的反思和举措，这名女科长才向部领导作了汇报。10多分钟后她回来说：“我们一把手说了，这是上面打了招呼的，没有下判前一律不准接受采访，等判下来后，上面会发通稿。”
“你刚才说还没有‘判’下来，这是不是说案件已经开过庭了？”记者追问，龚科长马上否认：“我没有那个意思。有没有开过庭我确实不知道，只要是和案子有关的我都不知道。”
下午4时，记者来到市委办公室，办公室主任说：“现在哪个领导、哪个单位都不会接受采访。”
不明就里的媒体记者仍然在从外地赶到珠海，而更多先期抵达的记者在追踪无果的情况下，终于失去耐心，纷纷离开了。珠海成功地躲过了一场新闻大战。但案子到底有没有开庭，还是开庭了不让报道，珠海市的讳莫如深令前来采访的记者们非常失望。
该判多重？
“日本‘买春团’珠海嫖娼确实是珠海的丑闻，但这个丑闻又确实与9.18国耻日无关，事实上那些人在9月17日那天就出境回国了。我们珠海市成立的专案组也叫‘9.16’专案组，而不是‘9.18’专案组。”珠海市委宣传部的龚科长说。
“‘小姐’和‘皮条客’只认钱，卖给日本人，卖给美国人或者卖给中国人自己，还不是都一样？哪有那么复杂的原因啦。”出租车司机小张说。
记者接触过的珠海官员和市民都对把这起丑闻和政治挂钩耿耿于怀。
珠海市人民检查院的起诉书更以法律文件的权威，旁证了这种说法的牵强附会。起诉书称，“早在今年3月，日本人广边功与珠海市国际会议中心大酒店营销部联系，欲为日本幸辉株式会社在珠海安排表彰活动，后因发生非典性肺炎疫情而推迟。”非典疫情散去之后，今年8月，广边功致电珠海的刘雪晶，重启他们的珠海之行计划，将时间定在9月中旬。这个清一色的为男子旅行团一行285人是9月16日下午入镜的，他们从300多名三陪小姐中挑选了185人嫖宿一夜后，次日即出境回国。
丑闻曝光后，如同西安大学事件一样，中国民间掀起了很高的反日浪潮。强烈的震荡，社会至今还在细细消化。
“民族间的紧张情绪所携带的历史记忆、战争创伤以及政治怨恨是否有理由抽搐似地投射于某些偶发事件上？这是一个民族健全的社会政治理性是否足够成熟的标志。”任剑涛教授说，“从社会心理上看，珠海事件暴露出我们在急速迈进大国之路上的同时，我们民族的大国心理、大国形象、大国使命所必须的健全理智之匮乏，社会心理之脆弱！”不过，也有不少人不同意任教授的看法，认为这就是一次日本人的辱华事件。
日本“买春团”走了，收取了30万元嫖资的14个“皮条客”和“妈咪”，将付出怎样的代价呢？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刑法学博士胡学相教副教授认为，“必须用法制的眼光来看待案件，把案子严格地控制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处理。”
组织卖淫罪在我国被定性为重大犯罪，最高刑罚可至死刑，在被起诉的14名被告人中，几名主犯可能被法庭重处。但胡博士认为，判决过程中不应加入过多的民族情感和政治外交因素，那有悖于依法治国的原则。
他不主张将主犯判处死刑，“被告人只是破坏了社会治安秩序和秩序，没有造成致人伤残、死亡等更加严重的犯罪后果。”不过，也有人认为，因为他们“伤害了民族自尊”，因此应该从重判处。
还会有下一个“买春团”吗？
“买春案”的发生看似偶然，实际上是中国很多地区多年来繁荣“娼”盛的必然爆发。
11月20日，在深圳市委市府大院门外侧百米处的公交车兴华宾馆站，记者发现站牌上有9张招聘“男女公关人员”的广告。其中一张这样写道：“本星级酒店为了满足港澳台旅游客人的特殊需要，扩大经营范围，现特向社会高薪招聘以下人员：男女公关各20名，伴游、特殊服务生各30名。薪资待遇5000元＋高额提成。以上人员要求年龄在18岁至25岁，无须经验，只要您拥有良好的超前意识，身体健康，一经聘用，只要你愿意合作，我们保证你月收入万元以上。”广告还保证，“我们对你的工作性质绝对保密。”这张广告要招人干什么，应该是路人皆知的。
就在珠海买春事件后不久，在上海，警方又抓获一名协助日本人买春的皮条客，他是一名日语翻译。
根据英国国际发展署资助的“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项目的一项前期调查，中国色情从业人员大多来自农村，她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2岁，最小的才14岁；她们大多初中毕业或没毕业，多数人过早地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她们中58.1%要供养家人，人均供养2.3人。16岁以下的负担较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曾有一位人士不无感慨地说，色情从业者像“肉体的粘合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乡之间、富裕者与贫困者之间的财富分配。
她们多数人的内心仍藏着恐惧和忧伤。“我们完了”，许多人在接受调查后，流露出这样的态度：一定不能让我的男友或家人知道，否则我就全完了。
社会学家袁岳认为，“色情产业”的关键不在于这个产业的从业者，而在于其背后庇护者，即各种权威人物。这是政府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日本‘买春团’珠海得逞还暴露了在卖淫嫖娼问题上公共管理的错位和缺位。”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任剑涛教授认为。
任剑涛建议：政府应该建立公共管理的新机制。一方面建立在公共知情权基础之上的信息公开制度，使之构成公共管理的基础条件。另一方面，应当将政府、市场与社会有利于公共管理的积极因素纳入公共管理的统筹范围，将治理诸如珠海卖淫嫖娼这类事件的社会资源有效地利用起来，使公共管理体制对公共管理问题具有标本兼治的功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