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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对于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词汇。它意味着发展中的中国领到了进入先进社会的通行证。但是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现代化恐怕不止意味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包含了许多政治外延。
因此，当我们采访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的时候，我们得以站在一个近距离上审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这条路依然很曲折
地方政府的现代化之痒
究竟什么是现代化，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达成共识，达成共识的是全国各地纷纷宣布，要提前实现现代化。而专家的观点是，各个地方应该浇灭这些争先恐后的“虚火”，转而在中央的协调下，共同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林非报道现代化一如GDP，成为当今中国各地政府争相追逐的目标。
与此同时，各项有关现代化的研究也纷纷上马，光是中国科学院就有两个课题组对中国各省市的现代化程度进行排名。
2004年1月30日，由何传启领导的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发布了他们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4》，并以地区现代化之路为主题。这个报告也引发了关于各地区实现现代化的新一轮讨论。
现代化“虚热”
何传启位于北京中关村的办公电话这两天异常地忙碌，许多城市的记者和研究机构纷纷给他打电话，要求了解中国现代化报告的情况以及其中提出的一些各个地方发展现代化的策略。这位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的组长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全国有很多人关心和研究现代化的课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要在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各个地方政府也纷纷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现代化，所以自然就需要很多人来做这个方面的研究，为政府的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2000年8月，深圳率先提出力争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10年左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2030年左右赶上发达国家水平。此后，各个省市纷纷提出自己的现代化时间表。北京市提出要在2015年率先实现现代化。四川成都市要在201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福建泉州市提出要在202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制订类似的目标，已经成为各级地方政府乐此不疲的习惯做法。
然而对此，国内另一研究现代化的权威课题组——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的组长牛文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那些比较发达的地区和城区，在制定发展战略和具体政策时必须头脑清醒，现代化必须实实在在。
他指出，生活在变化，时代在进步，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现代化的标准也在不断水涨船高。我们不仅仅要考虑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更要考虑信息化、生态化、竞争力、全球化和社会公平等目标。同样，深圳不能只是城区现代化，应该至少带动50倍面积的城乡地区共同实现现代化。
片面追求GDP的风潮已经从去年开始检讨，而新一轮的实现现代化“提前风”却风起云涌。“这个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政绩考核的问题，它产生的原因和片面追求GDP产生的原因是一样的。”一位政治学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一针见血。
值得注意的是，继浙江省湖州市推出不以GDP作为考核官员的标准后，率先提出提前实现现代化的深圳市宣布推迟实现现代化。
2003年12月30日，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黄丽满在中共深圳市委三届八次(扩大)会议上做了一个报告。它对当初深圳提出的提前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进行了“中期考评”：经评估测算，深圳在“十五”计划纲要中制定基本实现现代化的4个方面42项指标体系，到2002年有14项指标已提前完成，有5项指标可望在2005年顺利实现，但有23项指标将很难如期完成，特别是“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方面的一些指标进展明显滞后，特区内与特区外的进展情况也有较大差距。
不仅仅是宣布推迟，深圳市还调整增加了人居环境、自然生态、社会发展方面的指标，对现代化进行了重新诠释。
现代化标准何在？
在中国，现代化年年喊，但是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每个城市各自为战，自己评价自己。因此，很多人认为，这样的现代化成色不足，而且容易陷入对GDP等经济指标的片面追求。
经济学家宫希魁认为：那些制定了“率先”实现现代化时间表的城市和地区，其“现代化”的衡量标准大都对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收入公平与社会和谐等至关重要的内容关注不够。如果把这些内容加进去，局部城市或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就很难成立了。因为它们的所谓“现代化”完全可以通过一些极端的形式来实现。比如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对欠发达区域的资源掠夺和生态环境破坏上面；把少数人的富裕建立在多数人相对贫困的基础上。
而普通人的感觉亦是如此。在北京国贸大厦上班的王名算得上是一个都市白领，当记者与其聊起北京要在2015年或者更早实现现代化的时候，他表示了不理解：“我看咱北京也就像国贸这样的地方还有可能提前实现现代化，你去南城看看，外来打工者云集，房屋破旧，我看2015年挺悬的。再说了，谁关心这个啊？大家多赚点钱，把自己的生活搞红火了，这才是最实在的。”
但是，毕竟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总得有个评判标准。何传启和他的课题组制订的评价体系(关于该课题组的研究评判标准，见何传启专访)招来了国内一些专家的质疑。
中国人民大学的顾海兵教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近些年我国有关学者对现代化进程的研究应列入虚科学之列。
他分析道：现代化内容的抽象宽泛使得它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某个课题组的研究对象。它的进程是不可能计算出来的，而精确到每一年的现代化程度更是匪夷所思。同样的每千人医生数，一个是三甲医院林立，高级专家众多，一个是小医院小诊所众多、高级专家极少，他们之间有多少可比性？
面对这些疑问，何传启对本报记者表示，这种问题不仅是中国国内比较时存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对比的时候也有。比如医生的水平，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同样难以和发达国家比，但是无论是联合国，还是世界银行，他们在评价各国生活质量的时候，同样用的是每千人医生数这一指标。
据何传启透露，现在也有一些地区要求课题组为其建立一个现代化的考评体系。但是，地区的现代化之路，按照他们的想法，不应该是各自为战，而应统筹规划。
地区协调发展难题待解
“我们研究发现，美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县和最低的县，他们之间的差距是九倍。这说明即使在美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同样存在。但是他们通过努力，把这种差距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且逐渐缩小。”何传启说。
他告诉记者，上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危机等因素的影响，美国落后地区的境况进一步恶化，其中不少地区的失业率超出全国平均水平一倍，严重影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为了在全国范围内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在急剧增加联邦转移支付的同时，于1965年在地区再开发管理局的基础上成立了经济开发署(EDA)，进一步加强了对困难地区的经济援助。
经济开发署援助落后地区最主要的方式是兴建公共工程。从1966年到1991年，经济开发署通过公共工程和设施建设计划，共对困难地区的8111个公共设施项目提供财政援助，援助金额达43.28亿美元。此外，经济开发署还提供各种技术和社会信息服务，进行人力资源培训，帮助困难地区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这些援助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以阿巴拉契亚为例，1965年该区人均收入仅相于美国平均水平的78%，到1991年这一比例已提高到83%。
这一美国经验在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的专家们看来，是可以加以借鉴的。他们认为，地区现代化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而它的成败，将直接影响中国国家现代化目标能否实现。在国家层面如果没有一个政府部门进行组织和协调，国家层面的地区现代化，将可能是政出多头、重复交叉、效率低下、效果欠佳的局面。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在去年全国各地相继出现电荒的情况下，目前各地的解决办法是纷纷上马自己的电厂工程。
因此，课题组的专家们提出，要建立中国的国家地区开发署，将目前分散在国务院扶贫办、西部大开发办公室、国家发改委内与地方开发有关的司局、中央和国务院部委机关中与地区开发有关的机构集中起来。
这个新的地区开发署主要用于研究和实施中国国家层面的地区现代化战略与政策措施，研究和推广地区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向欠发达地区提供技术和发展帮助，管理中国地区现代化基金，受委托管理国务院现有的地区扶贫和开发项目，如扶贫办项目、西部大开发办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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