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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的寺庙祠堂还是开启民智的“先锋” |
孩子上学读书在现在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过去可不是什么容易事。当初的大户有钱人家读书没问题，一家或是三四家请来一位“私塾”老师，教一些“四书五经”之类的学问，应该算是上学了。可穷人家基本上很难让自己的孩子读书、上学。
民国年间做过一次统计，天津人入学受教育的人数不过十分之三。男孩子到十岁左右就要帮家人赚钱谋生，当时，咱天津卫就有“小子不吃十年闲饭”的话。而女孩子更是自小受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熏陶，入校读书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刚解放的时候，相当于现在三四年级的小学生，就能成为“扫盲小先生”，教胡同里的大爷大娘识字，可见当时的老百姓受教育的情况是多么的可怜。
按说，作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源地，咱天津卫的教育事业起步可算是早的，明朝正统元年，也就是1436年，天津左卫的指挥佥事朱胜便捐出了自己的一所宅子，为天津卫建立了第一所学校，也就是现在东门里的文庙。其后，历经明清两代，天津由卫到县，这学堂就一直没离开文庙。不过，这个时候的学校并不是学习的场所，而是考取功名的必经之路。而当时，启蒙教育的重任便落在了一位位“私塾”先生的肩膀上。
“私塾”先生爱摆谱
“散馆”老师乱教课
一提起“私塾”先生，人们总会联想到：读书摇头晃脑、一身酸文假醋，随身带着戒尺，随时可以打学生手心板子的形象。
请得起“私塾”先生的都是有钱的大户人家，一旦家中的孩子到了该读书识字的年龄，便会聘请老师到自己家里设立“专馆”，专教自己和亲属的孩子。当然也有几家合伙请一位老师的，但那实际上也是属于“专馆”的范畴。当私塾老师的，一般都是些屡次赶考不中的读书人，所以一旦当起了“私塾”先生，便证明这个人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当官了，所以才有“家有隔夜粮不当孩子王”的说法。
做“专馆”的老师一般要求都会比较高，因为他知道请得起“私塾”先生的人家都是家道殷实的富庶之家，老师一般除了要请他的这家供给教书期间的一切食宿，按时发给束滫
(也就是工资)之外，逢年过节的还要再给一些额外的钱财礼品以示感谢。而先生在教书的时候，也必定是长衫马褂，沐浴剃须，再戴上一副当时流行的茶石眼镜，倒也是衣冠楚楚。
“私塾”教授的课程，必定先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必读杂字》、《朱子治家格言》、《弟子规》、《千家诗》这7本启蒙读物开始，一个“人之初，性本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便要教上一年多的时间。此后，便开始教《孟子》，而后是《论语》、《中庸》、《大学》，等到“《大学》毕业”之后(大概需要三到五年)，一般不想考取功名的学生便会结束学习生涯，而想要进京赶考的呢则开始学习，其实就是背诵《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经”。这种“私塾”的课程表一直延续到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能够上“专馆”的基本上都是男孩，而在旗的女孩也是可以和男孩一样上“专馆”的，学习的内容也和男孩一样，只不过多了一本课外读物———《烈女传》。那时的教学方法，也和现在大不一样。并没有上下课的制度。每天上午开课后，先是学习书法，练写毛笔字一至两张仿。从描红开始，写“罩影”，再写“帮影”，最后“临帖”写“空影”，这是规程。读书也是老师用红笔“号书”，叫学生死记硬背，并不开讲。当天号的书段，必须当天背会。第二天早晨给老师背一遍。背不上来者，罚跪或罚戒尺。因怕罚跪挨打，逃学成了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此外，还有一种叫做“散馆”的私塾，这种“私塾”是由教师自己开办的，招收来自各个方面的学生，教授不同年龄、不同程度的学生。这种“散馆”大多数都分布在天津老城厢内外或者居住相对集中的地方。“散馆”招收范围很广，学生年龄大小不等，因此“散馆”的学童数量也都多于“专馆”，但其规模都较小，办学的条件一般都比较差，经常是一间屋子里，同时上着几种课程，老师的收入也极其微薄。在“散馆”读书的学生，是要按月或者按季向老师交纳学费的，至于多少，则要看学童的年龄或者学习程度决定。在“散馆”里教授的课程就没有“专馆”那么明确了，一般也就是些“人，一个人，手，两只手”之类的最基础的知识。
除了“私塾”之外，还有一些“官办”的学校负责启蒙教育，这些地方被称为“义塾”，一般是由一个地方的宗族设置的学塾，这种学塾的规模和设备都比较简单，办学的经费开支一般都由各个衙门拨给。学塾对家境贫困无力上学的农家子弟，除给书籍文具外，还会免去学杂费，以鼓励孩子们上学。“义塾”在招生和考试的时候，都有一定的名额限制。一般情况下，每年进行两次考试，应试的文童，也就是上一级的学童，也就只有三到六人。
“借庙兴学”开民智
“学堂林立”语双关
就这样，不变的课程被教了一年又一年，直到西方列强的尖船利炮打破了天津封闭的大门。当天津卫变成了“九国租借”之后，有识之士开始痛定思痛，要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的面目，就要从开启民智做起。于是，在天津便兴起了创办新式学校特别是小学的高潮。要创办新学就需要有一个相对集中宽敞的地方，全部新建是绝对不可能，那又有什么地方合适呢？当时有一个叫林墨青的人便看上了散布在天津各地的庙宇和祠堂！于是，一场被称为“借庙兴学”的运动在天津展开了。
面对八国联军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肆意践踏的铁蹄，作为直隶学务处参议的林墨青忧心忡忡，在他看来要想强国富民，必须从基础教育开始便接触新学，于是他和严范孙先生一起找到了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恳请袁世凯支持他们兴办新学。在小站练出了九镇精兵的袁世凯对于新式教育倒是十分热心，立刻便表示将全力支持。这时校址成了一个大问题，到哪里能够找到既处于居民聚集的场所，而又宽敞的地方呢？林墨青看上了遍布天津卫的各种寺庙祠堂。因此当时建立的各个小学都是以所在庙宇的名称为名的，1903年在西门里城隍庙创办了天津历史上的第一所小学———城隍庙小学(现南开区中营小学分校)。该校占用了县城隍庙的殿堂和配殿。把县城隍爷的塑像移到府城隍庙中，原先的正殿改为大礼堂。在迎门的屏门上高悬署名项城袁世凯的匾额“官立小学堂”，再下为孔子像。两旁柱子上各挂着一幅画像，左为岳飞，右为关羽。当时的礼堂很简陋，无坐席。礼堂前有一大院，供学生课外活动。其四周是教室，既有新建的，也有配殿改建的。8月14日开学庆典时，袁世凯率领着社会各界名流到校祝贺。此后，在1903年到1907年的五年之间，新式小学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创立，像药王庙小学、玉皇阁小学、白衣庵小学、谢公祠小学等，这五年一共创建了新式男子小学17所、女子小学11所。当时天津流行着“学堂林立”的说法，这里面既表示新式学堂之多，也暗指天津的新式小学全是由林墨青建起来的。
当时这些小学所需用的费用，除由士绅筹集外，主要以庙产地租为来源，这样便严重影响了寺庙僧道的生活，这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再加上建立学校要捣毁庙内的神像，于是在这些小学中，经常流传着许多吓人的迷信故事。所以，后来在庙宇中开办的学校都不捣毁庙宇中的神像了，老师讲课的黑板便放在佛像的脚下。
那时候能够上这种新式小学的，依旧以富人家的孩子为主，因为每个学期的学费是不能拖欠的。学费一般一年3块左右，也不一定就是钱，可以以米面来代替，按照学校条件的不同，学费也高低不同，一般至少要交一袋洋白面，棒子面可不行。每个学期开始后，学校都会请来剃头师傅给学生一人剃一个光头，学生家里则要准备一件新的蓝布大褂，也就算做当时的校服了。而且当时的小学只有讲台却没有椅子，学生要从家里自带椅子来上学。
除了兴办新式小学，林墨青还在西北角建立了一处“广智馆”，也就是现在博物馆性质的场所。当时展出内容包括：天津的土特产品、工农业生产程序、科学常识图解、动物模型、风俗习惯等等，他在城厢附近成立了宣讲所，地址就在西门北东侧，该所面对西马路，进门迎面为讲台，前有讲桌，后有黑板，讲桌前为数排条板凳，左侧为阅报室，右侧为图书室，并备有白开水供人饮用。每晚派人宣讲，包括读报纸、讲故事、宣传好人好事，灌输科学知识，起到了移风易俗、改良社会、开通民智的效果。此外还在讲习所内设立半日小学，专收贫寒子弟入学，不收学费，并代备书籍，侧重写算课程，以便尽快地为贫家子弟培养谋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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