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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点也就是1929年美国所经历的那个危机点。打一个不尽恰当的比方:走过这个临界点就是今天的欧美国家,走不过这个临界点就是今天的拉美国家。静态地观察拉美经济时，总想探究一个问题的答案——拉美国家经济波折不断的原因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有着各种各样的回答，但大都是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的阐述，而实际上，这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
可以看到拉美国家与欧美国家最大的区别是:欧美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实现了全社会的共同富裕，而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却是造成了近一半人口的贫困化。拉美贫困化的极度发展，与其经济的停滞、波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似乎可以从经济发展的历史中找到答案：
1929年10月之前的美国是连续多年的经济繁荣，媒体和经济学家面对迟迟不来的经济危机一片乐观，以为美国经济已经逃脱了经济危机的规制，不断地宣扬起永久繁荣的言论；政府官员则向公众许诺每个家庭拥有两辆汽车的美好未来。得出这种结论的依据是——在10年间美国经济规模增长了50%以上，年均工业增长近4%(这和拉美经济1998年前的情况极为相似)。
但是另外一些不和谐的经济数据和现象却被忽略了：农业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为16%，到20年代末的时候农民开始大量破产，其收入也大幅度减少(约占美国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贫富差距由此大幅度拉开。同时社会失业率不断地增加，最高时达到25%。在经济一片繁荣的背后，却有60%的家庭处于温饱线上。与此同时社会道德开始急剧走向沦丧。
这时，一个让美国人永远铭记的黑色星期四从天而降。当时的美国总统是胡佛，这是一位自由主义经济学信徒，相信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面对危机却束手无策。
用纯粹市场经济的模式，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会遇到一个临界点，这就是1929年美国所经历的那个危机点。经济发展的历史似乎还证明，只要走过这个临界点就是今天的欧美国家，而走不过这个临界点就是今天的拉美国家。
在临界点前的一段时间，工业效益一般会有一个较大的提高。其解释是——由于产业内部结构和物流信息的整合，使得产品结构链顺利衔接、供求关系低成本化、技术和工艺逐渐提高，导致了效益增加。表现到微观经济中就是为了追求效率逐渐地剥离人员，导致大量的失业人口产生。而失业率的增加是贫富差距的直接原因，这就是资本内涵式增长造成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根源。经济的发展使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被排挤出了经济发展受益者的行列。
在一定的市场容量条件下，贫富差距的扩大意味着产品的出路就没有了，这就是马克思描述的经济危机。单纯追求效率的经济发展模式，会剥离一部分社会成员在经济发展圈之外，这加剧了资本盈利效率增加与人工报酬减少的发展趋势，这就是经济发展如果脱离了社会责任单纯追求效率，必然造成两极分化的原理。
所以说，两极分化是资本追求效率的一个副产品。沿着这个思路考虑问题，似乎还可以证明效率和两极分化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充要关系，反过来应用也管用。比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一种讲求效率的方法，而城乡二元结构的方式也是符合这一原理的。不管是人为的或是自然的限制一部分人加入到经济循环圈的方式，都可以产生效率。自由主义者将经济学局限于经济活动的范围，而忽略了经济发展是社会系统的一个部分，拒绝人为理性的干预，任由资本自身趋利的结果就是高效率的两极分化而造成大量的社会问题。
幸运的是美国有了罗斯福新政。新政中最著名也是最有效果的一项政策就是“救济”。采用政府赤字的方式进行超大规模的投资，美国政府从1933年的130亿元政府开支，到二战期间的1030亿元开支的连续政府开支，以工代赈容纳普通劳动者进入经济活动。接着就是“二战”的战时体制，这是美国经济走出失业危机并且成为今天经济强国的直接原因。
这里最值得借鉴的做法就是消灭两极分化，这种做法的经济学意义在于——使经济活动不限于预先掌握了资源的少数人，它要惠及大多数人，人力资源作为消费者和劳动者的双重作用发挥出来，才是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的基础和原因。剩余价值是人创造的，所以只有人的经济活动有效增加了，才是社会财富积累的原因。
自由主义经济学最辉煌的成绩是提供了撒切尔时代私有化行动的理论依据。但凡是实行这种理论的经济发展过程，都是增加效率而忽视经济社会责任的过程，都是反对人类理性建构的行为。撒切尔私有化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社会公平积累太甚的结果，哈耶克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不失为是一种对治措施。我国改革开放过程用效率解决公平过剩问题也是这个路数，两者在经济学上具有相同的意义。
自由主义经济学可以在公平过甚时造成一段时间的经济繁荣，这个繁荣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在原有规模基础上的昙花一现。为适应自私本性说所采取的一些措施能够改善管理，促进人的劳动积极性。但当这种硬件资源用尽以后，新的经济增量就会排斥大多数人参与分配，资本的自私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社会责任严重丧失。
拉美国家贫困人口有近50%，而且经济持续徘徊——这就证明经济发展的临界点没有跨过去，反而由于没有政治性的对治手段，使得贫困人口不断增加而引发了政治动荡。造成这种困境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子——一批智利的经济学家在芝加哥大学深造学来了全面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与美国的临界点不同的是今天拉美经济遇上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国际市场化和国际政治干预。近几年这些国家左派开始上台的直接原因就是人们开始从感性上认识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危害，企图尝试新的发展模式，希望采取一些左倾性的政策化解矛盾。
欧洲各国跨过这个临界点并没有表现出像罗斯福新政这样明显的形式，但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帮助欧洲各国以渐进的方式跨过了这个关口。例如用法律的方式维护劳工权益、增加社会保障和福利等。在这个问题面前纯粹的经济学手段往往是无效的，只能用政治性的手段来表达社会公平，所以说这个问题最终是一个政治问题。
理解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这个临界点，就容易理解中国的经济问题。看看今天中国的失业率与拉美多么相近，看看贫困人口的数量以及收入和拉美国家多么相像。再与美国1929年的经济及社会问题相比有许多地方竟然出奇相近。比如农业收入占GDP的比重及农民人均收入占社会平均收入的比重几乎相等。再比如失业率和道德问题成为社会严重关注的问题。从这些特征上看，这就是中国经济进入临界点的信号。这个信号不是人均GDP1000美元,因为美国进入临界点时是人均200美元，拉美国家大概是人均4000美元。如果再有一次大的通货膨胀，将下层人民推进赤贫境况，后果当然会十分严重。
显然，避免拉美化的根本性的方法就是建立实体强壮的国家工业体系，将更多的人容纳到经济活动中来，这就需要尽快地完成投资体制的改造，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新一届政府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采取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行为，十六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值得纪念的一次转折。科学发展观死死咬住“以人为本”这条底线，就是一个成功规避中国走进拉美化陷阱的政治策略。
在今天还应该理解，拉美化的另一层含义是由于强调了融入世界经济环境，使得国内的技术、资金、管理较先进的那一部分企业融入了世界，而另一部分彻底被抛弃。资金围着少数人转成为一个不公平分配的堡垒，上流社会成功地融入了世界经济，像一个甩掉车厢的火车头，而50%的人们却沉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今天拉美国家的通货膨胀意义已经不是纯粹货币的问题，而是富人经济与国际接轨传导进来的生活方式贵族化、商品价格的世界化所致，这是一个更加深层次的经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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