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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感担子很重”
江泽民接到书记处的紧急通知，要他立即赶到北京。当他匆忙赶到机场时，发现等着他的是一架专机，但是在北京南苑机场接他的汽车却是一辆普通的大众桑塔纳。直到此时，江才被告知邓小平将在西山别墅见他。
当邓提出由他担任总书记时，江大为惊讶。他表示了他对邓的感谢和对党的忠诚，保证他会做党要他做的一切。“我担心，”江说，“我担当不起党赋予的伟大使命。”
江泽民对这一任命感觉很复杂。他是有抱负的，但并非野心勃勃。他在上海很愉快。当时，他向邓解释说，他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是一个缺陷，在与那些已在中央工作数十年的同事打交道时更是如此。邓回答道：“我们都支持你。我们将帮助你克服任何困难，你不必担心。”当晚，江乘同一架飞机回到了上海。
虽然许多人对任命江的决定感到吃惊，但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据传，邓说：“如果我们推出的领导层看上去僵化、保守或者平庸，那么在将来会有更多的麻烦……我们会永远得不到安宁……我们必须让民众产生信任。”
此外，邓认为中国的新领导班子要具备几项关键素质。最重要的一条是品质高尚。江在打击腐败的过程中积累了令人难忘的战绩，而且从没有迹象显示他与任何丑闻有联系。他的党员履历堪称模范，并一直支持邓对中国的改革构想。与之同等重要的，是有专业技术知识、政治经验以及外交才能，可以透彻了解改革中的问题。他具有广博的文化知识，掌握外语技能，并受过科学训练——邓称江是一个“够格的知识分子”——他向外部世界展示出了一个具有魅力的领袖形象。
江主要的不利条件——没有坚强的支持基础——现在也变成了优势。“我需要一个不搞小圈子的人。”邓说道。
沈永言记得江在刚刚被提升的那段日子里经常在深夜给他打电话。“我们谈了许多事情，没什么大事，经常谈论他如何适应其新生活中日常事务的形式与挫折。他处于来自方方面面的重压之下，有时晚饭之后，他就会感到寂寞。他是同我们一样的人。他的家人还在上海。”
江泽民是独自一人，而且并不是真的高高在上。他在高层没有支持他的关系网，在北京也没有个人班底。他在军队没有任何关系。他知道，实际上每一个人，从北京的内部圈子到国外研究中国的学者，都认为他是个过渡领导人，一个临时看管职位的人，江后来评论说：“我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曾经预想任教大学
1988年2月大年夜，当邓小平精神健旺地步入上海展览中心友谊厅时，人们都起立鼓掌。江泽民引人注目地站在邓的身边，表明了邓对这位热情的上海市委书记的信任。
12个月后的1989年2月初，江泽民又与邓小平一起庆祝了新年。邓小平已经八十五六岁了，为了能目睹中国的发展，他辛劳了一生。他已经来日无多，希望能快些看到成果。在上海，江泽民似乎正在实现他的梦想。
1988年下半年，李鹏总理决心冻结物价。新的楼房建设——特别是宾馆和写字楼——实际上被禁建。全国1万多个项目被中止。
现在也到了江泽民重新考虑自己的事业的时候了。1989年他将满63岁。传统上为退休的高级领导人准备的职务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江泽民想彻底改变一下。他想成为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
尽管江可以利用上海市委书记的职务来确保大学里谋得一个席位，但他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成就来取得。他回忆起翻译过有关电力问题的俄文著作，就和老朋友沈永言联系，希望恢复这项工作。
“江给我打电话时，我感到很惊讶。”沈说，“他急于知道自己的手稿的下落。坦白地说，我想不起来手稿到哪儿去了。已经过去20多年了，还有10年是消磨在混乱的‘文革’中。我告诉他我会找找看。”
沈在书架和壁橱中仔细查找，终于找到了这份如同出土文物一样的被遗忘的手稿。但他已找不到俄文原稿；为了安全，他的妻子可能在“文革”中将原稿卖掉或烧掉了。
“江大感欣慰。”沈说。“请帮我把手稿校对和编辑一下。”江恳求沈，“这本书对我很重要。”
“我才完成手稿的一半。”沈永言说，“就听到了这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我亲爱的朋友，江泽民，成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好吧，’我想，‘我们小小的出书计划就此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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