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娄：无与伦比的鸡尾酒调和大师

　　五次婚姻

　　84岁的索尔·贝娄出版了他最后一部小说《拉维尔斯坦》　

　　除了他的举世闻名的小说，贝娄还以结婚次数多而引来好奇。贝娄曾说，小说是一种更高级的自传，于是，人们就未免会在他的小说中寻找到他的这些婚姻的蛛丝马迹。贝娄身边总有很多女人，除了妻子，还有很多女友，有女作家、大学教授、编辑甚至同事的妻子以及其他的人，在担任芝加哥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期间，他总是想提拔他的女友们，这让他的好朋友、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很不满意，两人后来因为各种因素逐渐疏远，临死前希尔斯也没让贝娄去看他。“自我心理学”流派的创建者，心理分析师称，贝娄是典型的“唐璜综合征”患者，这类人对自我有着不确定感，很脆弱，但他们不断地用自尊来保护自己。他们渴求女人，不是力比多的驱使，而是自恋的需要，他们需要从异性那里得到温暖，得到对他们的自我的确认，这能够让他们从孤独的境地中解脱出来。女人对贝娄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女人们让贝娄吃尽苦头，婚姻总是破产，赚到的大把大把的钱，也总是很快耗尽，“你克制你的精明。在尚未察觉之前，你已经付出一笔巨大的离婚和解费给那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居然曾经不止一次地声称她是单纯的，不懂财务。”另一方面，这种纷乱的两性生活以及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涉及的大量的人和事，给了贝娄丰富的写作素材。

　　1937年，23岁的贝娄结婚了，这是一生结了5次婚的贝娄的头一场婚姻，新娘是俄国移民后裔安妮塔·戈什金，她正如贝娄后来在《赫索格》中描写的样子：“大大的绿色斜眼睛，金黄但毫无光泽的鬈发，皮肤倒很白净。”安妮塔很快发现了丈夫的花心(贝娄有一张性感的嘴，一头鬈曲的头发，一双大眼睛“映射出母鹿般的神情”)，她发现丈夫居然和另一个女人一起消失了一个星期(这样的事情后来似乎成了他婚姻生活中的常事)。一开始感情还好，但逐渐地，贝娄期望从婚姻中期盼的一切都没有了，尽管他们夫妇在1944年生下了儿子格里高利。1955年，他们结束了他的长达18年的第一段婚姻。在《只争朝夕》中，他借自己的话语权，描绘了这么一个悍妇的形象：“她只要有打击我的机会，就打击我，她仿佛专为摧残我而生存的。而且，她的奢望也太多，没完没了。”

　　还在分居期间，贝娄有一次打电话给《党派评论》，接电话的是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20岁的姑娘，他马上被电话里的声音迷住了，赶紧追问姑娘的芳名，原来是桑德拉·柴克巴索夫，他马上奔到杂志社，去一睹芳容。果然，桑德拉是个眼睛湛蓝、皮肤白皙的美丽姑娘，她的形象在《赫索格》里面有描绘：“漂亮的乌黑头发在后面束成一个小髻，额前则留有刘海。她脖子纤细，眼睛深蓝，一只拜占庭式的鼻子，从眉心笔直而下。那刘海遮住了表明智力相当发达的前额，遮住了她那过人的意志力。”贝娄与桑德拉于1956年2月结婚，次年1月二儿子亚当出生。但婚姻很快出现了问题，桑德拉一直认为娘家比贝娄家高贵，她美丽，她雄心勃勃，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她不喜欢被贝娄的光芒笼罩，她在花钱上也大手大脚。这是一场令贝娄筋疲力尽的婚姻，《赫索格》中描述了一个因妻子的背叛而几乎精神崩溃的主人公，很大程度就是贝娄本人。1959年，虽然贝娄仍然不知道桑德拉的婚外情，但他感到是她造成了现在的一切。桑德拉提出离婚，贝娄黯然离家。当得知妻子的私情后，贝娄一开始也想与赫索格一样用枪报复，但最后这个冲动的计划没有实行。1960年他们离婚。《赫索格》出版后，桑德拉认为，虽然她曾经对不起贝娄，但贝娄通过《赫索格》对她也报复得差不多了，这部小说让她尴尬痛苦，还让贝娄名利双收，这下要算扯平了。

　　尚在着手处理离婚事宜之时，贝娄又和不少女人搞在一起，其中一个女性是苏珊·格拉斯曼。他觉得苏珊聪明机灵懂文学，她还答应要全心全意地照顾他，所有的俗事都不用他操心。1961年，贝娄第三次结婚。新娘和桑德拉一样认为自己的娘家更高一等，习惯和上层社会交往，对贝娄的亲戚看不上眼。1964年3月，贝娄的第三个儿子丹尼尔·奥斯卡·贝娄出生。贝娄名满天下，但是他的第三次婚姻又出现危机，他和苏珊的很多差异体现出来了。苏珊喜欢“贝娄太太”的名头，也喜欢抛头露面，天天赴宴，而贝娄显然兴趣不大，他天天要看书和写作，每天上午都要工作。当然，贝娄也有责任，不到一年，他和其他女人往来，其中一个叫麦琪·斯塔茨的女人进入了他的生活。在贝娄一生颇为壮观的情人队伍中，他和斯塔茨的关系是最热烈和最持久的，这个女人也在贝娄的许多小说中显影。于是，苏珊和贝娄开始了战争，到1966年年底，这个婚姻就难以为继了。1967年贝娄和苏珊离婚。但是，1975年出版的《洪堡的礼物》让苏珊极为光火，在书中，贝娄居然把她描写成容貌漂亮却缺少人性，很有风度却内心凶狠，天天唠叨着要结交达官贵人，她质问：贝娄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太没有道德了？苏珊与贝娄有多年的法律大战，这让试图谎报收入的贝娄损失了大部分财产(包括诺贝尔奖金)。苏珊是与贝娄缠斗得最凶的前妻，她后来说是想通过这样的斗争保持和贝娄的关系，可能是由于陷得过深，苏珊前些年死去，贝娄想让儿子带去他的忏悔，可惜苏珊本人是听不到了。

　　从1966年到1974年，长达八年的过渡期，贝娄只有情人，没有婚姻。他的第四个结婚对象是一个比他小19岁的知识女性，叫亚历山德拉·伊俄奈斯库·图尔西亚，她是罗马尼亚人，耶鲁大学的博士，国际上知名的数学家。在贝娄随后的《院长的十二月》中，他把她写入书中：她给人以“真情实感，她那漂亮的后背脖颈和那好看的脸蛋”，以及优雅的风度，给人极好的印象。1974年11月，他们结婚了，这次连苛刻的朋友们也认为他们的婚姻能持久。开始的婚姻看来是幸福的，在《院长的十二月》中，贝娄这样写道：“精神集中使她面孔严肃。她进行科学研究时就是这个样子……使他高兴时，她会跳上跳下，像小姑娘一样拍着手”。逐渐地，两人之间的裂痕出来了，尽管贝娄早知道亚历山德拉对他的作品毫无兴趣，但这越来越成为她的一个缺点。在贝娄看来，她不关心他，把全部精力花在自己的研究上，他承担了不少家务活，她却全不理解。而亚历山德拉则认为，贝娄把一切花在自己的书上，说话尖刻，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藐视她的感情。再加上长期以来在研究上没有突破，她把一切怪罪于他。1986年的一天，贝娄回到家里，发现亚历山德拉在他的物品上都贴上了红色的标签，而在她自己的物品上则贴上另外一种颜色的标签。她走过来对他说：我要和你离婚，我要你在二十四小时内搬出去。亚历山德拉认为，既然她无法让贝娄感到幸福，还不如分手。在《拉维尔斯坦》中，亚历山德拉是以维拉的名字出现的，她是一个物理学教授，整天只关心自己的工作，对丈夫很冷漠，很不关心，不愿意付出太多情感。

　　贝娄感到绝望，在《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他作了一次总发泄。在书中，贝娄采用最刻薄的言辞，以最诋毁人的方式向书中的女人们进攻。而在贝娄以前的小说中，他从没有对女性人物做过如此灰暗、如此绝望的描写。他好像不再在乎小说可能在女性读者，特别是女权主义者中引起的义愤。评论在肯定书中的智慧的同时，一般都对书中的女性刻画持保留意见，耶鲁大学的大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贝娄的女性人物一般都是荒谬的凭空捏造的蹩脚货色。

　　1989年8月经过仔细考虑，特别是和老情人麦琪·斯塔茨深入探讨后，他决定与詹妮斯·弗里德曼结婚。这一年，贝娄74岁，詹妮斯31岁。尽管外界对这段年龄差距达到43岁的婚姻议论纷纷，但这最后一段婚姻应该说是幸福的，詹妮斯很朴素严谨无私，性情柔和。她对贝娄无微不至，她会寸步不离地陪贝娄在学校散步，陪他访亲探友。詹妮斯自己也是一个学者，酷爱文学，从小崇拜贝娄，她在主流知识分子刊物上写文章，能在大学作演讲。詹妮斯让贝娄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情和适意，她就是他所一直渴望找到的那个人。詹妮弗牺牲了很多，但她没有后悔。贝娄离世那一天，也是她和贝娄的那些长大了的子女们守在床边。经历了这么多婚姻灾难，上帝终于给贝娄安排了一个完美的结局。《拉维尔斯坦》中的罗莎曼就是詹妮斯：“瞧瞧罗莎曼多么容光焕发。嗨，这位女士正在享用精美的食物”，书中的她温柔、体贴。这本书也是献给她的：“献给詹妮斯，我心中最美丽的女人，指引我航程的明星”。

　　三种文化

　　贝娄长期生活在芝加哥(布鲁姆曾说，“索尔对于芝加哥，就像巴尔扎克对于巴黎一样”)，并成为纽约高级知识圈的红人，他系统地接受了美国的本土文化(政治传统、历史传说以及文学遗产)，这种文化本身有很强的包容性，尽管“全世界把美国当成了自己存放东西的地方”或“欧洲把它的人类垃圾倾倒在了这里”，它似乎反而更健康了。当然，贝娄还是一个典型的世界公民，一个知识狂人，一个把世界文化当作自己家乡的人。不过，总体而言，他在文化地理上与三种文化特别脱不了干系，这就是：犹太文化、法国文化和俄国文化。

　　贝娄从小就感知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我知道自己是个犹太人，这一点很早就明明白白了。说真的，我不知这是否是件坏事。”在犹太人的骨子里有一种宗教的、末世论的东西，这种东西在贝娄那儿也有。他不像其他几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犹太作家———如萨克斯、辛格或2002年的得奖人凯尔泰斯那样直接描写东欧犹太人在战前的恐惧和在集中营的悲惨命运，他没有那种经历。但他一直关心犹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普遍生存命运，在《耶路撒冷去来》一书，这种感情表达得最直接。毕竟，他把“《旧约》转化成自己的内心生活”，他虽是个世俗的犹太人，但犹太人的思维方式仍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意第绪语文化也是他的一个独特的文化来源。

　　法国文化对贝娄的意义非常大，巴黎是欧洲文化的中心。在他那一代最伟大的文学英雄都是欧洲人———乔依斯、普鲁斯特、卡夫卡、曼、劳伦斯、里尔克，最优秀的美国作家(如詹姆斯、庞德、艾略特、海明威等)也是在欧洲(特别是巴黎)成长起来。1948年至1950年，贝娄获得机会去巴黎考察。当贝娄到达时萨特成了法国文化的主导。他对萨特的情感是矛盾的。萨特及其存在主义文学和哲学在一个阶段很深的影响了贝娄的思想与创作，贝娄的头两部小说可以看到这种影响。贝娄在巴黎时，“在《现代》杂志上，阅读萨特的文章；在《战斗》杂志上，阅读加缪的文章。也去听偶尔在哲学学院所举办的讲座。”他还常去咖啡馆见萨特。可是，贝娄有一颗特别强健的大脑，这样的脑袋是不会听从任何人的摆布的。他慢慢发现萨特的偏颇：“当他写出那篇关于弗朗兹·费农的倡议性的文章时，我认为左翼的萨特是在做右翼的塞利纳在做的事———杀！杀！杀！”不过，贝娄本人倒是清醒的，“回首往昔，发现萨特等人的错误，绝不能使我感到沾沾自喜。相反，这些正义和进步希望的失败，令我十分沉痛。我明白，由于危机接踵而来，没有一个人失于消极。看到漏洞百出的理论上，花费了这么多的聪明才智，叫人伤心。”

　　贝娄的父母来自俄国，尽管他们很想尽快使自己美国化，但“在我的心目中，父母还是俄国人，流露出俄国人那样可爱的气质”。作为年轻人，他曾对社会主义颇感兴趣，他崇敬列宁和托洛茨基，特别是对托洛茨基有很深的迷恋，1940他在墨西哥城，经人介绍去会晤这位他崇拜的导师，可是在会晤当天的清晨托洛茨基被杀了：“他刚刚死去。带血的锥形绷带缠在他头上。脸颊、鼻子、胡须、喉头上，流满了鲜血，挂着一滴滴干结了的发光的碘酊。”相对于早年的政治影响，俄国文学对他的影响是更大更深远的。陀斯妥耶夫斯基(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是“远远超过其他人的伟大作家”，《剑桥美国文学史》的评论家认为，贝娄的第一部小说《挂起来的人》就是脱胎于陀氏的《地下室手记》)，托尔斯泰、果戈里、契诃夫是贝娄最经常提到的和最钦佩的文学大师，“俄国小说有令人一见倾心的魅力。他们的传统允许他们自由地表达对于大自然和人类的感受。”他一直关注俄国的文学，认同纳博科夫的文学观，多次提到曼杰斯塔姆和阿赫玛托娃，欣赏《古拉格群岛》以及沙拉莫夫的《科马雷故事集》。

　　贝娄早年是一个左派，但后来又对左派作了深刻的自省和批判，反对所谓“左派种族主义”。他身上有一种存在主义式的悲观主义的东西，但本质上也许是个乐观主义者。他一方面接受了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另一方面又用美国地道的实用主义哲学的一套来看待很多问题。从文学而言，他从作为时代风尚的现代主义中学到了很多，但他又在本质上更亲近“前现代主义”的大师们。他是一个美国的作家，重新肯定了像德莱塞、刘易斯、安德森这样的本土作家的意义，并在作品中有所借鉴，但事实上他的野心是要和海明威、福克纳一样把根扎在欧洲这一西方文化的母体里，同时反过来对欧洲文化产生影响。在价值观上他既反对过多的阶级义愤，又忧心于普遍的价值贬值和精神的沦落。他是温情的，又是讽刺的；他是尖刻的又是宽容的。他的作品是喜剧又是悲剧，他的人物是失败者又是英雄。他把矛头对准一切猛攻，但又会很快转向自己，主人公只能在自嘲中摆脱尴尬。他学习了太多的东西，也相信了太多的东西，但他又有一个他所谓的特别有“修正”能力的大脑，对一切“毒物”去毒化，并为自己所用，所以，尽管他不喜欢托尔斯泰的基督教，不喜欢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反犹，他仍然从他们那儿学到要成为大文学家要具备的一些东西，他连阅读他反感的塞利纳的书都是那么细致，他有一个多么好的胃。显而易见，他是一个大知识分子，但并不因此而得意，相反，他说：“你不必仅仅因为在大学执教而变成学问家。”他解嘲地说：“我也许会成为知识分子的，但是，这使我想起了法国卡通画里那个妓女的话。她说：‘我本来是能够当修女的。’”

　　绝笔风波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然是贝娄一生的里程碑，但也是一项严酷的挑战。艾略特把获奖看作是通往获奖人葬礼的门票。海明威说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没有哪个混蛋会写出什么值得一读的东西”，像斯坦贝克那样的作家，获奖不久就死去了，而很多获奖者再也写不出有力的作品。而60岁的贝娄想打破这种宿命。1981年出版的《院长的十二月》没有获得成功，直到1984年，《口没遮拦的人及其他故事》出版，才又获得交口赞誉，人们承认那个他们熟悉的大师又回来了。1987年的《更多的人死于心碎》是一本激愤的书，尽管人们对书中的女性形象很难认同，但这仍然是一本强有力的和充满智慧的小说。而2000年出版的《拉维尔斯坦》则是贝娄与时间和死神的最后一次拔河。读过此书的人会震惊于一个84岁的老人还能写出这样复杂而敏锐的作品。

　　《拉维尔斯坦》是以贝娄最好的朋友艾伦·布鲁姆为原型写成的，这一点在贝娄面对记者时都是承认的。小说没有太完整的故事，只是记述了主人公生前(布鲁姆于1992去世)最后几年的生活。场景多半是在大街、宾馆、医院里，内容差不多都是无穷无尽的谈话，他们在回忆、争吵、唠叨中打发了，他们总是用只有他们喜欢的犹太笑话逗趣。

　　布鲁姆是贝娄晚年在芝加哥大学结交的同事，两人一见如故，情同手足。布鲁姆生前在人文学界享有相当高的地位，他的一些学生已经成了美国政府的高级智囊，他自己也多次受邀与撒切尔和里根会谈。布鲁姆1987年出版的著作《日趋封闭的美国精神》不意成为超级畅销书，几年内发行了50万册，为他赢得了大把美金和极高声誉，为他赢得了捍卫古典文化和传统美德的名声，他自己也成为大学博雅文化的化身。尽管布鲁姆是一个继承他的老师列奥·斯特劳斯的保守主义者(尽管他不像老师一样反感自由主义)，但他也是一个秘密的同性恋者，并感染了艾滋病，最后死于艾滋病引起的并发症，终年62岁。

　　《拉维尔斯坦》的问题是，在书中，作为布鲁姆生前最亲密的朋友——索尔·贝娄，这位最了解他的朋友，竟把他的最不可告人的隐私(死于艾滋病)抖搂了出来，这让很多支持布鲁姆的人以及他的朋友和家人感到痛心和愤怒。许多媒体纷纷鼓噪，说贝娄出卖了布鲁姆，而一直看不惯布鲁姆的人也大为开心，因为布鲁姆被证明是个言行不一的人，他的书也失去了道德力量。他捍卫道德，却又是一个被保守主义者不齿的同性恋；他出生微寒，却在心中有强大的物质欲望。他虚荣，向往豪华奢靡的生活，一旦有了钱，就要住最顶级的饭店，永无餍足地追求那些顶级名牌货。他举办昂贵的宴会，给同性恋密友买最好的跑车。尽管如此，在贝娄的笔下，对拉维尔斯坦的道德谴责还是被放在了非常次要的位置上。这是贝娄人物谱中的又一个非英雄，基调还是一曲挽歌。

　　后来，终于有人出来干预了。布鲁姆的医生等人站出来说，布鲁姆根本不是死于艾滋病。他们开出了新的证明，证明上说，布鲁姆患有心脏衰竭和肾脏衰竭，最后死于胃肠出血和十二指肠出血，这些很可能是艾滋病引起的并发综合征，而医生却说：这些病与艾滋病没有关系。贝娄于是跟记者说，他以为自己清楚布鲁姆的死因，但看来现在不能这么说了。贝娄对小说进行了修改，去掉了小说里面的“艾滋病”、“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等词语，换上一些含糊的字句，以避免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