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方辰今年已经 50岁了，他住在北京鼓楼附近的一座小四合院里。他的房间里非常简陋，屋顶用塑料布糊着，房间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他说：“我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但是追寻理想的心气很高。”从第一次进入神农架至今， 20年来，王方辰所有的收入几乎都用来寻找野人了。他家中的全部财富就是 5000英尺寻找野人行踪的电影胶片资料，以及卫星定位仪、照相机等考察设备。
“我从小就喜欢动物。我总是在琢磨，动物是怎样形成的？人类是从哪里来的？ 1982年，我在广州看过一次野人考察成果展之后，就像是走进了一座迷宫，开始了寻找野人的艰辛历程。”
“也许野人与我们人类祖先有神秘的关联，让我们知道人类是如何进化而来的。于是，野人就像披着神秘的面纱，始终在召唤着，牵引我今生的命运，所以，我无法停下探寻的脚步……”讲起寻找野人的经历，王方辰格外激动。
1986年初春，当时还在国家环保部门做影像记录工作的王方辰打算拍一部有关野人的专题片，趁着到湖北出差，他第一次涉足神农架。
王方辰回忆道：“我第一次进入神农架的那天晚上，天空中电闪雷鸣，雨点和雪花一起从天而降。我借宿的房子被静电场笼罩，灯火全都熄灭了，脸盆在雷鸣声中嗡嗡作响。由于静电作用，我的每一根头发都竖起来了，衣角不停扇动着。我趴在地上，身体紧贴着地面，尽量避免被雷电击中。为了避免被大雪封在山里，我连夜摸爬到车站，狼狈不堪地踏上归程。”这是王方辰第一次进入神农架的遭遇。
王方辰并没有被第一次进入神农架遭遇的风雨雷电所吓倒，当年 10月份，王方辰再次进入神农架，与当时的中国野人考察委员会主席李建一起，在神农架开始野人纪录片的采访和拍摄。
在采访中，王方辰收集了大量有关野人的信息，采访到近距离见过野人的关键人物。“我在这次采访拍摄中，获得了大量的信息，很多见过野人的目击者们所描述的野人的样子大同小异，主要的特征都是一致的，棕红或黑褐色的毛发，身材高大，约有两米多高，可以直立行走。脚很大，有 40多厘米长，行动迅速敏捷。在那次采访之后，我想，再进行一些深入的考察，就能够揭开野人之谜了！”从此，王方辰开始了探寻野人踪迹的艰辛之路。谁知，这一路走来竟已是 20多年。
神农架林区奇异动物第一次引起国内外关注，是 1974年 5月 1日的目击事件。当时，与神农架相邻的房县桥上大队农民殷洪发上青龙寨砍葛藤，他走到坡上，忽然听到背后有响声。
殷红发向后面看去，只见一个满身麻色长毛，两脚直立走路的人样怪物伸手来抓他。情急之下他抡起弯刀向怪物砍去，刀背砍到怪物的右臂上，怪物啊啊地号叫着向坡上树林跑去。
据殷红发说，这个人形动物约四尺高，头发下垂到胫部，眼睛是圆形红色，鼻子位置略比人高，眉骨凸出，嘴比人的宽，手臂到腰，手大指长，两腿上粗下细，两脚前宽后窄。
2001年 10月 3日，目击者再次证实，确实看到一种两脚直立的大型动物，引起对神农架一次新的考察。
其实，对神农架野人的考察近二十多年来从未间断过，尤其是 1977年 110人参加的考察队规模最大。这次考察的起因在于 1976年 5月 14日，神农架林区几位干部的目击事件。那天凌晨，神农架林区 5位干部从十堰市返回神农架，当经过海拔 1700米的椿树垭时，司机猛然发现一个动物躬身迎面走来。车开到距离那个动物两三米的地方停下来，除司机外五个人下车包围了它，它便逃进了树林。目击者回忆，动物毛色鲜红，腿长，大腿粗小腿细，前肢短，眼像人，眉骨凸出，脸上大下小，嘴略凸出，但不像猩猩，没有尾巴，身高约四尺。
寻踪“野人”脚印 1977年，中科院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野人考察，由于那次考察没有捕获“野人”活体标本，自那之后，就没有了国家资金支持和主流科学家参与的大型野人考察。但是，有很多志愿者始终执著地在寻找着野人的踪迹。这些人是探寻野人的志愿者、游击队，他们都是自费在神农架寻找野人。
1994年，中国科学探险协会正式收编了原来的中国野人考察研究会，著名科学家刘东生院士亲自定名为“奇异珍稀动物专业委员会”，王方辰被推选为该委员会秘书长。
作为秘书长，王方辰说起探寻野人的志愿者们的经历，可谓感慨万千。这些志愿者在神农架原始森林中风餐露宿，甚至茹毛饮血，其中艰险举不胜举。“进山了，才知道什么是苦。走路，直上直下，旱蚂蟥把人叮得从鞋里往外渗血。宿营，山风刺骨，冻得人划不着火柴。断粮时，食野果、尝百草，吃坏了牙，吃肿了脸。有人从悬崖上跌下去，头破血流；还有人献出了生命。”
“神农架野人”、“尼斯湖怪兽”、“外星飞碟”和“百慕大三角”被称为当今世界四大谜。在有“野人”传说的几个国家中，神农架是传说“野人”活动最多的地区，不去发掘，可能是对祖国宝贵资源的浪费。就凭着这种信念，志愿者们执著无悔地探寻着。
在野人考察志愿者当中没有人不知道于氏三兄弟。大哥于军、二哥于工、老三于建。为了探寻野人，兄弟三人两个受过重伤，一个献出生命。
■卖掉立柜自费进山
于氏兄弟是从陕北返京的知青。 1980年的一天，于建偶然读到一篇名为《向科学挑战——“野人”之谜》的文章。看完后，哥儿仨议论起来，越谈越兴奋。他们认为想揭开“野人”之谜，只要肯舍命、肯吃苦、肯出钱，就一定能干成。于是他们连夜致信中国科学院，坚决要求自费进山寻找“野人”。科学家关切地问：你们进山后，要是断粮怎么办？于工坚定地回答：“野人吃什么，我们就能吃什么！”
自费考察需要钱，哥儿仨穷得只有一个大立柜，卖！蹬三轮绕半个北京问了四个委托行才卖出 40元。他们用这 40元当本钱买了台洗相机，干起了洗照片的生意，三个月挣了 1300多元，生意正红火，哥仨却突然放弃了红火的生意。
他们购置了一条化纤毛毯，一把自制长斧，一架照相机， 10斤大米。于建、于工兄弟两人走进神农架，加入了中科院武汉分院的考察队。
■断粮摔伤吃肿了脸
进了深山老林，吃饭是最大的问题。 60斤的行李大部分都是粮食，但仍然避免不了断粮。为能多坚持几天，他们像神农一样挖野菜尝百草，吃坏了牙，吃肿了脸。其间，于建因饥寒交迫从 4米多高的悬崖上跌落，摔得头破血流昏死过去。于工把弟弟背到崖下的石缝里为他洗净伤口，并用最后一把炒面喂于建，然后彻夜端坐在他的身边，为他遮挡冰冷的夜雨，直到被营救出来。
二弟于建说，一开始，他认为找野人这事很简单，立志要揭开“世界四大谜团”之一的“野人”之谜。他的大哥于军则更期望在发现“野人”后能和“野人们”交上朋友，由此促进人对人类进化和自身的了解。
于氏兄弟的饱受艰辛、痴心求索，无非有两种结果，拿到“野人”存在的实物证据，这必然轰动世界；或者根本没有“野人”，而打破千百年来的传说。
“这些人的追求和牺牲应该是有价值的。”正如王方辰所说，我们唯一能作的就是不断收集有关野人的信息，尽可能发现更多。也许我们的努力不会有结果，但是我们至少没有让破解野人之谜的使命在我们这一代销声匿迹。
■二弟考察途中遇难
1996年，于氏三兄弟中的老二于工在结束神农架考察返回北京的途中，不幸因车祸遇难，死在了大哥的怀中……
在神农架原始生态区的考察当中，于氏哥仨是真正的战友加兄弟。在于工的追悼会上，于军提议播放的哀乐是悲壮激昂的《送战友》。于军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于工遇难前，哥俩关于如何寻找野人的最后一次交流。于工说，我相信野人是存在的，但是咱们这么干下去，如此徒步寻找，可能会把人干垮，还是要想想别的办法，扩大搜索范围。
■自驾气球两兄弟烧伤
于工遇难前的一番话，促使于军思考更好的搜索方式。他认识到单纯凭热情、决心和多爬山多吃苦的精神是不够的。常人在原始森林的奔跑、隐藏以及生存能力肯定无法和野人相比。于是他们开始尝试采用飞行搜索的方式。
1998年，为了用现代化设备在空中静态观察野人，于军开始自行设计制造 500立方米的氢气球。开始实验很成功，在第 11次的时候，不幸再一次发生，于军和他另一个弟弟于建因氢气爆炸，全身大面积烧伤。
那时，已经没有足够精力和财力支撑下去的于军，为了他们年轻时的梦想，作了这样的打算：等妻子退休以后，就到山里去，长期住在山里，成为当地的农民，守候野人。因为，他始终坚信野人就在那儿。
就在记者采访时，于氏兄弟仍然在神农架的原始生态区寻找着野人的行踪，王方辰与前方联系，一直没有联络到于氏兄弟，他们应该又进入了神农架的无人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