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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以来的文献对六百年前郑和下西洋这一伟大壮举的记载不少，近百年来的论著也很多，这些不断的“发微书写”、“重新建构”，让人对“郑和下西洋是什么”的认识愈发模糊起来。
带着这一问题，记者专访了郑和研究专家，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庄景辉先生。
掌握大量翔实史料的庄教授以郑和刊立石碑、随行人员记录和朝廷档案资料为依据，深入浅出地讲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
庄教授说，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皇权思想”的具体实践；是明初发展对外关系的重大举措；是明朝施行海禁政策下的官方贸易。三方面的成果让人看懂了郑和下西洋到底“是什么”。
庄教授介绍说，派遣郑和下西洋的明成祖具有“缵承大统，君主华夷”的政治抱负和“皇权”思想，在郑和下西洋之前，他已向海外遣使十八次。
郑和七次下西洋，正是明成祖“皇权思想”的具体实践，《郑和家谱?敕海外诸番条》所载“皇帝敕谕”的内容，对此作出了最好的注解：“皇帝敕谕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人等：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致失所。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
而郑和七下西洋，客观上达到了肃清贡道，稳定海外局势；平息争端，提升海外威望；推进外交，拓展海外关系的效果，由此亦可视为明初发展对外关系的重大举措。
郑和前三次下西洋的活动区域，最远只到达印度半岛西海岸的一些国家，第四次及其后的第五、六、七次下西洋，是明初外交活动中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遂使阿拉伯半岛南端和非洲东海岸地区的一些国家，与明朝建立了友好外交关系，从而迎来了明朝乃至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最辉煌的时代。
“对于实践皇权思想，发展对外关系，史学界争论较小，而对于郑和下西洋所具有的官方贸易性质，则看法不一。”在中国海外贸易史研究中亦颇有造诣的庄景辉教授有自己的见解。
他说，在明初实行“海禁”政策的条件下，郑和下西洋一向被视为“厚往薄来”，这种观点显然是从明廷对“摅诚来朝”者的“咸锡皆赏”，或遣使海外“诏勅赏赐”来认识的。而事实并非如此，作为官方贸易，明朝廷亦获得了丰厚的经济效益，明人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九的记载可引以为证：“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迭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府库，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
这就是历史上的“郑和下西洋”，后人无须粉饰渲染，不必诋毁苛责，对于这场“明初盛事”，阐述可以由感而发，评说可以褒贬不一，但我们不可以不敬畏历史，因为“历史使人聪明”。结束采访，庄教授以一个历史学家的治学态度，有感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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