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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风暴”凸显执政“盲区”
衡阳县的“预算风暴”，以正面的形式凸显了财政“黑洞”后面的执政“盲区”。
衡阳县委2005年的一份报告中说:“社会矛盾突出，和谐社会困难。由于种种原因，各类负债相当沉重。据统计，全省政府总负债11亿元，其中乡镇负债2.2亿元，26个乡镇均不同程度地负债，最多的达3064万元，最少的也有26万元……”
“重点工程欠款也相当大，其中经济技术开发区负债2233万元，工业城负债2860万元，船山新区负债约4000万元，以致各类上访追债的连续不断，造成了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就业与再就业困难，全县尚有3200名下岗失业工人没有得到妥善安置。”
财政背上如此沉重的包袱，很大程度与领导决策“拍脑袋”、缺乏民主决策和监督机制有直接关系。衡阳县背了近亿元的债务，建起了三个开发区，应该起到财政回报作用，然而全县年税收上300万元的企业没有一家。
干部工资发不出，财政如此艰难，然而衡阳县政府却在前些年花费2000多万元，建了一个巨型广场，碑文上刻了一班领导的名字。
衡阳县投资数百万元搞了一个农业示范园，被一些干部讥之为没有效益的“圈地工程”和“形象工程”。有的单位送礼有钱，一年花20多万元接待费，但发工资没钱。
衡阳县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我认为政绩评价机制决定了财政用款方向。领导要拿财政的钱去创政绩，创门面，做表面文章，群众高不高兴不重要，重要的是上级一些领导认可。在这种体制下，好干部是可遇不可求。但是换一种机制，如果在选人用人上更多地倾听群众意见，差干部也会变成好干部，财政‘黑洞’就会少很多。”
无疑，推行财政预算制，能够现实有效地起到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节约行政成本、推进廉政、制约腐败等多方面的效应。在衡阳县，“预算风暴”虽然实施只有100来天，已经显示出牵一发动全身、净化政治生态的强大拉力。
公开透明，接受监督，这是持续推行财政预算必不可少的条件。
人大代表审议财政预算，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力，然而，这一权力很大程度上被架空。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财政预算的推行呼唤制衡机制。
衡阳县一位人大代表对记者说：“以前财政不能公开，就是暗箱东西多了。每年开人代会，县财政提交审议的是一份非常简单的预算报告，都是些专业术语，外行人看不懂。也不提前将报告送给你，你去了解详细情况就要得罪人。”
他说：“现在的领导之所以敢正儿八经搞预算制，就是因为暗箱减少了，不怕公开。”他认为，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衡阳县如果能够持续“预算风暴”，将财政公开，将成为“全国的经验”。
2005年各省“两会”期间，广东、湖南等省不仅列出预算报告，同时把一些重点花钱厅局的详细预算报告提供给人大代表，被认为是一大进步。国家财政部将预算报告第一次以书面材料提交给人大代表，也受到社会的赞誉。
值得注意的是，衡阳县的“预算风暴”让人惊喜的同时,还有缥缈的不确定感。
新任县委书记邹文辉是这场风暴的中心人物。这位身材高大、戴着眼镜、形象儒雅的官员谙熟财政，他25岁在常宁县当财政局长，31岁当衡阳市财政局长，据称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地市财政局长。
他半脱产学了两年行政管理，到衡阳县之前任市政府秘书长。衡阳县是衡阳市的一个大县，近几年来财政已经陷入沼泽。
虽然到衡阳县时间只有100多天，但他已经在很多官员中树起了形象。
一些官员称，他务实，少开会，开会报告很短，只提“发展”。“全县发展的气氛正在形成，正气也正在树立”。
正因为他的到任，才能够掀起这场风暴。正因为他的以身作则，才能够不使这场风暴变形消解。当地一些普通官员、百姓称，为他捏一把汗并非杞人忧天，这场“预算风暴”能够坚持多久？
有人认为，衡阳县的“预算风暴”就像要驶向远方的火车，必然需要的两根铁轨：一根是广大民众的监督机制，一根是精英官员的选拔机制。连接这两根铁轨的枕木，则是互相合作却又制约的权力构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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