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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道歉并承诺摘掉“黑帽子”
“一个山清水秀的城市怎么成了十大污染城市？谁该为此负责？”6月8日，在新浪网一则“中国十大空气污染城市公布”的新闻评论栏中，署名“焦作游子”的网友如此评论。近日，焦作入列“十大空气污染城市”后，引起了焦作市民和焦作籍在外工作人民的强烈反响。
“结果公布后，市委市政府和环保局的领导都非常重视。”焦作市环保局副局长陈程介绍说，此事在政府和民间都引起了注意，这几天前来采访的传媒也不少。
事实确实如此，记者在焦作采访的几天中注意到，《焦作日报》连续两天的头版头题都刊发了该市高层领导对环保工作进行检查的新闻，焦作市人大和政协等单位都组织了不同的活动为焦作环保工作进行监督和建言献策。
6月15日，焦作市政府召开大气污染整治攻坚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毛超峰在这次会上公开表示向全市人民道歉。《焦作日报》的描述是，毛超峰痛心地说：“焦作市进入“十大污染城市”黑名单，在全市上下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对此，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道歉，并向全市人民郑重承诺，本年度内一定摘掉‘十大污染城市’的黑帽子。”
焦作市长毛超峰把解决大气污染问题，列为市委、市政府今年为全市人民办的13件实事之一。他在会议上提出的治污之道是“关、治、控”。“关”就是要关掉小锅炉；“治”就是保留锅炉的脱硫除尘治理；“控”就是从严控制煤质。要通过整治，解决我市二氧化硫和可吸入悬浮颗粒排放问题。
焦作市环保局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他注意到，毛超峰市长在会议上用了一句很振奋人心的话。“市委、市政府已下了铁的决心，只要治理方案是科学、合理、公平的，就要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政策和法律的手段，综合整治大气污染。”
焦作市环保局透露的消息称，大气污染整治攻坚会议的当天，该局就发出了《焦作市大气污染整治指挥部关于开展市区大气污染整治“四号飓风行动”的通告》。
“这次整治的力度可能是空前的。”这位环保局人士评论说。
“焦作经验”与“转型后遗症”
在入列“中国十大空气污染城市”的背后，焦作的旅游业在全国逐渐叫响。
6月10日，在焦作市政府网站上，记者看到这样的推介。在焦作市北部130公里的太行山中，群峰如聚，高峡如切，瀑布如练，池潭如珠，山与水自然交融，宛如一幅山水长卷。最能体现焦作山水旅游特色的是五大著名景区，云台山景区以山称奇，以水叫绝；青天河景区秀比江南，被誉为“北方三峡”；神农山景区奇、绝、雄、险，被誉为“太行精粹”；青龙峡景区享有“中原第一峡谷”之美誉；峰林峡景区的山水风光如诗如画，宛如人间仙境。在此基础上，焦作的旅游业蓬勃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几年前，焦作还是一个以煤炭工业为基础的资源型工业城市，随着煤炭资源的枯竭，焦作积极寻求经济转型之路。短短几年时间，经济实现了从资源主导到科技主导、从开发矿山到开发旅游、从黑色主调到绿色主题的质的跨越，经济发展步入了快速、稳步增长的轨道。
3月7日，引起全国传媒关注的是，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4年初审通过，焦作经济转型经验正式被编入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3月9日的《河南日报》介绍说，入编内容图文并茂，并要求学生围绕“焦作探索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之路有哪些成功经验”、“这些经验对中国其他资源枯竭型城市有何借鉴”两个问题进行思考。
“焦作长期作为煤炭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可能比较成功，但是人民群众形成的能源结构和消费习惯却不是很容易就转变的。”原焦作工学院退休教师吴天荣认为，焦作的经济转型现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人民长期生活形成的煤炭消费习惯却不是很容易就改变的，这跟焦作的经济实力和消费观念有关。
吴天荣将这个现象称之为“转型后遗症”，他解释说，长期生活在煤炭资源城市的焦作人，对用煤已经习惯，烧锅炉取暖和饮食已经形成传统，再加上长期的使用，如果更新为天气燃或者其他能源，需要投入的成本必然增加很多，一些靠煤炭兴起大型的工厂、企业也遭遇了如此难题，这个方面与城市经济转型的不协调，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环境污染就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
资源型工业城市的“黑榜”之困
2004年“中国十大空气污染城市”名单公布后，立刻引起了全国公众的关注，在对这些城市进行批判的同时，一些社会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些城市的困境。
6月7日，北京市一位匿名的社会研究者发表帖子说，如果仔细分析此次上榜的10大污染城市，不难发现，这些城市大多是资源型重工业城市。临汾、大同、阳泉、长治、焦作等严重依赖煤炭工业尤其是采煤及煤发电工业，重庆、攀枝花等其他上榜城市也是钢铁、汽车、重金属冶炼等重工业城市，它们的形成有现实也有历史的原因。
焦作市环保局副局长陈程在解释焦作的环境困境时说，除了工业布局不合理之外，一些重工业都是高污染行业，治污成本特别高，没有足够的资金注入根本不可能扭转局面，而如果政府强行要求这些工厂不惜血本的上马治污设备，对这些老工厂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而更为关键的是，这些重工业企业几乎都是一个城市经济的“脊梁企业”，如果这些企业垮掉，可能会对整个宏观经济产业链条产生不良影响。
对此难题，《新京报》发表薛亚波的分析文章认为，由于这些高污染的城市本身财政来源单一，不可能靠其他行业正的外部性税收加以转移资金，那么一个公平的和可行的途径就是对排污企业征收环境污染补偿税，划归地税设为环保治理专项资金，税额要足以补偿治理污染所需要的资金。另外，中央和省财政对这些城市应有环保治理资金的转移支付，毕竟，其他城市的繁荣多少是以这些城市的污染为代价的。这才是政府应该要做的事情。而要做到这一点，远不是地方政府所能及的，需要国家立法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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