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昨日，来自乌拉圭消防队的消息称，乌克兰渔船失火事件中失踪的9名河南籍船员均不幸遇难，其他6名河南籍生还者情绪稳定。据中国驻乌拉圭大使馆工作人员介绍，由于尸体焚烧严重，目前很难确认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份。《郑州晚报》记者采访此次事件输出方河南省对外劳务合作公司时，受到阻挠。事实上在此次事件的背后，公众的焦点再一次聚集在境外劳务输出的现状上，由此衍生的监管漏洞也在此中逐渐显露出来。

　　6月24日，我国驻乌拉圭大使馆一位值班工作人员向《郑州晚报》记者证实，22日清晨在蒙得维的亚港发生的乌克兰渔船失火事件中失踪的9名河南籍船员都已遇难，其他6名河南籍生还者情绪稳定。这9名中国船员的遗体与该船船长(乌克兰籍)和另一名船员(印度尼西亚籍)的遗体先后在船舱中被发现。但由于尸体焚烧严重，目前很难确认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份。

　　据介绍，由于渔船大火持续了12个小时，船体内温度很高，找到的尸体面目全非，乌拉圭方面预测辨认工作有难度。“当时是凌晨三点，除了值班的，船员都在睡觉，发现的尸体已经全部烧焦，很难辨认。”目前，从岸上生还人员人数和搜索到尸体数量的总量和船上总人数相符，理论上这11具尸体应该是船员，但另外一种情况也有可能存在，就是别的船只船员出现在船上，“自然这种可能性非常小。”

　　输出公司阻挠记者采访

　　大使馆值班人员还告知，这15名船员都是通过郑州市经三路上的河南省对外劳务合作公司出国的。

　　昨日下午，记者赶到河南省对外劳务合作公司，在该公司的一楼大厅内，有几个身强体壮的男子对每位出入大楼的人员进行严格盘问，当记者亮明身份后，一身穿印有该公司名称字样服装的男子，先是称公司领导去北京开会了，后又说现在公司所有工作人员都去外出开会了，公司空无一人，始终不让记者与该公司任何人员接触。但记者随后发现，有一些带着行李的人仍然不断地进出，在一楼，还可以听到一些房间内正在培训务工人员的声音。

　　“我在海外像拴狗被锁船上”

　　“虽然我还不知道这次在乌拉圭遇难的河南老乡们的情况，但是对于他们在外面的生活情况，我很清楚。”袁文龙说，在出国务工之前是天堂，出了国就是地狱。

　　两年前在海外作渔工的袁文龙就经受过一生难忘的噩梦：他在海外被船长像拴狗一样用铁链套住脖子锁在船上，经历了两天一夜。

　　“现在虽然一个月只有70多块钱，但是比多巴哥轻松多了，自由的很。”这个25岁的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小伙子对目前的打工生活很是满意。

　　6月24日，当电话接通广州某电子厂的员工宿舍时，爽朗的笑声透露出了袁文龙现时的生活。

　　在晚饭后的休闲时间中，袁文龙给记者讲述了他在多巴哥当渔工的非人经历。

　　2003年9月下旬，南阳电视台发布了一则外派海员的招工广告，引起了袁文龙的兴趣，“广告上说，每月工资140美金，报名时须交2900元的培训费及劳务输出费。一想到要去外国挣钱，还要坐几天的飞机到多巴哥，我就动心了。”时年23岁的袁文龙立马借来3000元钱与南阳市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签订了4年的劳动合同。

　　袁文龙说，在海外，船长根本不把渔工当人看，每天都要工作20小时以上，伙食也特别差。住的地方一般是密不透风的后舱，出一次海要冒着很大的风险，但是老板一般很少给船员购买保险，死亡威胁经常伴随着渔工。不仅如此，被打也成为家常便饭，“船长总是手执方木或钢管，看谁不顺眼当头就是一闷棍，那条船上除大副外，每天至少有两人挨船长打。”

　　海外务工者的家庭之痛

　　“21岁的儿子通过劳务输出到国外渔船上打工，却被船上大副打成重伤，躺了一个多月也无人理睬。”2004年09月26日，洛阳市宜阳县农民水善民在郑州心急如焚地向警方报警。

　　2004年5月20日，水善民的儿子水辉辉通过新野县外贸劳务公司介绍，远赴新加坡到渔船上打工。由于家中没电话，儿子走后很少与家人联系。后来，水辉辉把电话打到姑姑家，哭诉自己在船上被打成重伤，已经一个多月无人过问。水善民得知消息后，立刻与新野县外贸劳务公司联系，对方答应核实情况及时处理，但说办签证等还需要一段时间。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水善民跑了十几家相关单位都无法得到儿子的确切情况，心急如焚却求告无门，在担惊受怕中疲命奔波了很多天后，终于在警方和新闻单位的帮助下，联系到了儿子。

　　水善民的遭遇并不是孤例，几乎所有的赴海外务工者的家庭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一般到国外的渔工所处环境都很差，而且很少有条件和家人联系。”曾赴多巴哥当渔工的袁文龙说，渔工生活在船上，十四五个人挤在一块，出一次海要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因此很少有机会和家人联系，在外面遭受的非人待遇也无法给家人说，家人所经受的牵挂和心痛是最令人惭愧的。

　　家人除了牵挂的辛苦之外，还要经受亲人死亡的痛苦。获嘉县的贾超英就经历了这个痛苦。

　　2005年3月16日，贾超英在一张欠条上签上名，从河南省获嘉县监察局副局长职武林手中拿到3万元“借款”。至此，丈夫常峡川死在异国他乡已经1年零9个月。

　　常峡川曾与60名同乡一起赴阿联酋打工，5月24日，他在作业时触电死亡。直接的诱因是，为了赶工期，工人们每天工作大约要十七八个小时，过度的劳累和极差的工作环境让常峡川不堪重负，导致了悲剧。

　　高薪泡沫与非人现实

　　从境外输出劳务，一度成为人们发财致富的捷径，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2004年7月，三门峡灵宝市大王镇北朝村的张少节通过郑州一家海外就业中介公司到国外做渔工，7个多月后因病回国，当他到该公司讨薪时，被公司以违约的名义扣留了900多美元的工资和8000元人民币的履约金，而依据竟然是一份没有公司签章的劳务协议。

　　张少节高薪梦的破灭并非个案，中国工人“洋打工”的淘金梦往往充满着不幸。 中国工人在国外圆着淘金梦的同时，承受着思乡之苦，也可能面临着各种不幸：车祸、绑架、爆炸、天灾、疾病。

　　以以色列为例，已有7名中国同胞倒在了自杀式爆炸的血泊中。根据以色列法律，外籍劳工获得签证并同本国雇主签订合同后，一般情况下，可在以色列工作两年，中间不得更换工作和雇主。期满后则须回国重新申请签证，如果逾期不归，则属于“非法劳工”，不仅工资得不到保障，而且一旦被警方发现，将被投进监牢并被遣返回国。

　　即使这样，出境劳工也未必真正能掐到“大钱”。很多情况，一些劳工被要求支付10万元人民币或者更昂贵的中介费。许多劳工为了能出国挣“大钱”，不得不先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

　　劳务输出监管的漏洞

　　当乌克兰船员事件发生之后，人们的焦点再一次聚集在境外劳务输出的现实状况，监管的漏洞也在此中逐渐显露出来。

　　6月24日，河南省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尹志良介绍，目前河南能够承揽类似渔工等小杂工工种的境外业务，只有河南省对外劳务合作公司一家在做，其它7家虽然有境外劳务输出资格，但有些已经无法正常做下去。而被采访的公司也表示因技术限制和区域限制，有些业务已经停办。

　　合法涉外劳务受到限制，给非法劳务提供了空间。对非法劳务中介来说，其在绕开国内监管的同时，往往也绕开了劳动力输入国的监管。

　一名曾经就职于某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项目部经理的人士介绍了黑中介的形成过程。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合法的劳务合作公司拿到项目后，短时间找不到合适的工人，需要通过二手中介招人。起初，往往是在熟人间传递信息；慢慢地，这些二手中介形成了自己的业务圈，在没有项目的时候，很多人也找到他们要求出国。

　　在巨大利益的促使下，这些中介与北京、广州、上海等地蛇头联合，以旅游、探亲等各种名义获取签证，转道第三国，出境打工。

　　这些打工人员，恰恰以普通劳动力为主。

　　“但境外劳务输出仍然是大势所趋，不能因噎废食。”尹志良说。在国内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映衬下，劳动力海外流动正成为解决中国富余劳动力出路的重要途径之一。

　　大使馆建言出国务工

　　中国驻乌拉圭大使馆一工作人员介绍，在乌拉圭渔船上工作的中国人不少，但无法真正统计数字。“乌拉圭是个大渔港，周遍一些国家，类似巴西，阿根廷都要在这边打鱼，这样的中国人数无法统计。”

　　在这边的大多数中国人文化层次都比较低，素质也不高，有些人甚至普通话都说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出来之前国内劳务输出公司应该组织外语培训，最好能给每个人随身制一个卡片，包括姓名，年龄，出生年月，护照号，国内劳务输出公司。“如果有这种卡片，出现意外我们可以直接和国内公司联系。而现在情况是，国内一些劳务公司把自己招来的人通过另外劳务公司送出去，但当事人自己并明白，一旦出事，应该及时联系原派驻公司。”

　　此外，出境务工人员一定要有被认可的乌拉圭当地用人单位与国内派出公司的书面合同，这是保障合法权益的最根本依据。“没有合同依据，一旦发生意外没有公司出面承担责任，大使馆处理起来也非常棘手。”大使馆一工作人员提到另一种情况也经常出现，“有些工人特别认真履行合同，干了两年以后，船东(用人公司)觉得不错，而且也是熟练工了，就希望继续干。但只是一种口头承诺，不正式续约，这种情况下工人往往会上当，到头来一分钱也拿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