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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正简历
1940年1月生，北京市人。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曾在核工业部第二研究设计院、航天部上海广播器材厂工作二十年，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副厂长等。曾多次荣获上海市和航天部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称号，并获3项发明专利。历任上海市工业工作委员会党委副书记、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上海市副市长兼上海浦东新区党
工委书记及管委会主任。1998年调任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是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赵启正被外国媒体称为“浦东赵”、“中国政府的公关总领”、“中国屈指论客”、“中国的形象大师”。-
采访赵启正是在惊讶中开始的。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几分钟，会客厅的门忽然响了一下，我以为是工作人员进来倒水，一抬头却发现赵启正已经站在面前了。
他对我们抱了抱拳说：本人赵启正，你们下午好，咱们开始吧。
我们的话题从书开始。我手里有一本在上海书城新买的今年5月第二次印刷的《向世界说明中国》，是赵多年来演讲和谈话笔录的一部分。很难想像一名政府部长的讲话录会成为畅销书，但赵启正创造了这样一个“另类奇迹”。
“这本书刚上市就三次重印，”他不无得意地说，“出版社只给了200本，同事和同行们都送不过来，别的部长们几乎还都没有送。”
赵启正说他在上海有80箱书，是那种装电脑的标准箱，“我的一大苦恼就是书没地方放。我一天不看书，就好像一天没吃饭。”
我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书，他说同时在读三本书:一是再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二是中国作者单纯写的有关宗教哲学的书，“这本书写得非常有水平，可惜识货人不多”;还有一本是最新翻印的1900年在日本出版的一本书叫《新渡户稻早》，是研究日本文化缘起的。“了解他们，好和他们对话啊。”他说。
谈到是否可以问一些“私人问题”，他爽快地回答说:完全可以。然后他把自己的家庭和成长情况一一做了介绍。谈及业余生活时，他笑笑，停顿片刻，然后说：这么多年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休过假，想想自己也挺——不叫可怜，也挺什么的……公务员哪有自己的生活啊。我的生活安排很简单。我这不是苦行僧，是多年工厂生活的训练。
赵启正对所谓的机关作风很不以为然。他说机关干部中午要睡午觉，大白天的像夜里一样，到处都看不到人，“我来的时候，凡是局长，屋里必有一床。这哪像办公室啊？我让把床都搬出去了。”
他用纸都是用两面，很恨浪费。“我收到的报告翻过来，就第二次使用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新书《向世界说明中国》出版了。你是外宣办的主任，为什么不用“向世界宣传中国”这样的题目？
赵启正:宣传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词汇。我党的宣传工作也有优秀的传统。但对外交往中，人们往往会把宣传翻译成一个不太准确的词，叫PROPAGANDA。这个词，跟中文的宣传不能对应。所有的美国的英国的字典，它都有一个贬义的意思，有强词夺理、勉为其难甚至置事实不顾去说自己的主张的意思。所以在和外国人交往的时候，就不用宣传这个词，在和我们自己同志交往的时候，还是用宣传这个词，因为我找不到合适的能够代替宣传的词。
宣传这个词的使用被外国很多国家用滥了，已经赋予了反意了。但是你用说明这个词，就是给人家信息，是介绍、解释、交流、沟通。具体怎么说明中国呢？就是中国故事，国际表达。中国故事是什么？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故事，小提琴协奏曲就是国际表达。用民乐也能传播，但不如用西乐传播得快。要说明就要解释，要注意外国人的生长环境，他们的教育背景、知识领域，外国人的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所以简单地翻译成外文是不行的，应该改写。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说过“人有人缘，国有国缘”。那么这个国缘靠什么来塑造和维护呢？
赵启正:国缘就是世界领域内，多数人对你的印象和信任感。首先这个国家本身应该是一个好的国家，人民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就容易受到世界的尊重。但事实并不那么简单。有被人不了解的时候，有被人误解的时候，有被某些怀有非善意的人攻击的时候。所以你不能抱有自然的你爱怎么认识我就怎么认识我吧的态度。
作为个人你可以与世无争。比如说你聂晓阳借钱不还，学历是假的，不是这么回事，但你也许与世无争，就认了。但国家不行。我们不能被人说借钱不还。我们借的钱都是还的。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但有人否认这一点，那就不行，我就得说明。所以国缘实际上是你的软力量。国缘好，软力量就强，你就可以降低国际活动的成本。比如说，我去贷款，如果国缘好，立即贷给我，否则要么不给我，要么利息高。如果不信任你，关于付款方式的谈判就会没完没了。
我们如果在联合国没有这么好的国缘，美国每年在日内瓦人权问题上都提出攻击中国的提案，我们就不会每次都绝对有把握胜利。这是真实的国缘，因为这些发展中国家和理解我们的国家知道中国政府也是高举人权旗帜的。所以国缘好是一种力量，它是一种和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不同的一种力量。似乎是看不见，但它是客观存在的。似乎是虚拟的，但是又能转变为实实在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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