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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教育
从“九一八”到“八一五”日本投降，抗日战争持续了14年；从1950年接收日本战犯到1964年最后一批遣送回日本，又是14年，按侯桂花的比喻，战场转移到没有硝烟的思想领域。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共有5座战犯管理所，其中抚顺战犯管理所知名度最高，它以对日本战犯、伪满战犯成功进行思想改造著称。
“日本战犯为什么能改造过来？我的理解是，首先要他认罪。”张仁寿对记者说，“认罪是直观的。你杀了人烧了房子强奸妇女，不能不认，不需要更多道理。”
“需要道理的是，这种行为是作战行为还是战犯行为，用国际法和中国国内法的尺度量罪定性，他就没话说了。”他说，“再辅之以人道教化，不认罪也把他当人看，不折其尊严，这对日本人是有用的。
最早对日本战犯进行思想教育，与两个人创造性的工作分不开。他们是吴浩然和他富有传奇色彩的同事张梦实。”
据《抚顺市志》记载，周恩来指示“对这些战犯进行适当的悔罪教育”的时间是在1952年2月，而此前吴浩然他们就已经组织了战犯学习小组。
未能如愿上大学的大河原孝一把战犯管理所比作大学，他求知欲很强，还当了学习小组的组长，组织全组25人一起讨论。
吴浩然在生前的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记述：“我们没有搞强迫命令，也没有进行硬性灌输。而是先通过调查研究，首先把战犯中有学习愿望的80余人组织起来，分成6个学习小组，由他们自己选出学习组长……学习方法是先由各小组传阅学习材料，在领会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联系实际自己开展讨论。”
当时的学习材料主要是日文的列宁《帝国主义论》，以这部著作为思想突破口，是张梦实的提议。
张梦实，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之子，曾就读日本早稻田大学时受中共地下党启蒙，产生反满抗日思想。他担任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管教员时，他的父亲则戴上了战犯编号牌。“儿子管教父亲”成为美谈，而他本人并不愿意提起这段往事。
与众不同的经历决定了他不仅有理论素养，而且非常了解日本人的国民性。《帝国主义论》在日本国内是禁书，讲给战犯确实抓住了要害。
“这部著作没有什么党派色彩，写的是社会发展史，讲什么是帝国主义，它的本质是侵略。”为抚顺战犯管理所写“改造日本战犯工作总结”的主笔张仁寿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