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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犯痛说家史
4名前日本战犯在战前都从事着普通、正常的职业——大河原孝一是一名铁路工人；“小市民”出身的岛亚坛是一个画工；公司职员高桥哲郎毕业于“专门学校”，在4人中文化程度最高；绵贯好男是一个农民，在家以种地瓜等农作物为生。
他们的个人情况在日本兵中是有代表性的。吴浩然在生前留下的一篇回忆录中记录道：“这700余名校级以下战犯，90%以上出身于日本劳苦国民家庭，文化程度大都为高小水平，被俘时年龄均在20岁到30岁之间……”
发现日本兵中有不少是工人出身，吴浩然冒出一个点子——他们同样受过剥削压迫，何不开个诉苦会呢。
吴浩然给大河原孝一等学习组长布置了两道思考题：对比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对比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监狱。组织战犯讨论第一题时，挑选出身贫寒的战犯作重点发言，讲自己的家史。
“一天，我正在办公室翻阅各学习小组长报上来的‘学习情况汇报表’，突然看守员师国荣跑进屋来，大声说‘老吴，不知为什么，各监舍里都有人在哭，你快去看看’。”吴浩然在1980年代口述回忆录时，掩饰不住内心的成就感：“我听了却很高兴，不慌不忙地对师国荣说，‘你不必担心，战犯们的学习已经进入理论联系实际阶段，这对他们悔罪认罪有好处’。”
第一个痛哭的是宪兵军曹东一兵。他是佃农出身，他的家史听起来类似中国的“白毛女”。东一兵说，为给父亲治病，大姐辍学到火柴厂打工，每天工作14个小时，直到中了磷毒，牙床溃烂活活饿死了，厂方说大姐5年期合同未满，硬逼二姐顶替做工，父亲在病床上看到女儿被抓走，晕了过去再未醒来……讲到父亲的丧事，东一兵放声大哭，其他战犯也跟着哭起来。出身贫寒的人争着讲述自己的家史，都是边讲边哭。
痛说家史使战犯群体发生了分化。“尉级以下战犯感觉，受剥削阶级才是同一个战壕的。”崔仁杰说。
吴浩然后来在在回忆录中说：“这些校级以下战犯普遍认识到，人的贫穷不是天命所致，而是由于垄断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造成的；天皇也不是最仁慈的神，他是日本剥削阶级的总代表。为天皇效忠，就是为垄断资产阶级卖命。所以，自己犯罪，应该感到惭愧！”
“经过两年学习和悔罪教育，80%以上的校级以下日本战犯交待出2980条罪行，写出637份检举材料，为最高检察院组成的东北工作团开展侦讯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抚顺市志》引用了这组数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