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骤雨式的认罪
“如果说悔罪教育是和风细雨,认罪运动就是暴风骤雨。”崔仁杰形容。
1954年,最高检察院东北工作团500余人的审讯队伍进驻战犯管理所,在尉级以下战犯中开展“认罪运动”,对将校级战犯则采取“过筛子”式的个别审讯,一个个过关。
为打开僵局,在认罪运动中采取了“典型引路”的方式。第一个典型是第39师团中队长宫崎弘,他在全体战犯大会上坦白了扫荡湖北白羊寺村,如何亲手残杀几十人的罪行,当时全场听得目瞪口呆。属于积极分子的学习小组组长大河原孝一从未做过典型发言,尽管他也亲手杀害过无辜百姓,其罪当诛,但就残暴程度而言,相比之下怎么也轮不到他当典型。
崔仁杰说,认罪运动的场面很有感染力,“大家在运动场上席地而坐,典型发言时,听众有同感就会突然站起来鼓动性地说几句,也不长篇大论,比如‘我简直是一个失去人性的恶魔’、‘是,真不假,我们确实是恶魔’,经常有人喊一句‘多岗(日语:同感)’,然后全场齐声高呼‘多岗’,右臂高举起一片”。
“这么个会后,分组开会气氛就不一样了。”崔仁杰分析,听众心理是“他的罪比我严重得多都坦白了,我还怕啥呢,何必自己背包袱”。
认罪运动持续了将近一年,在这期间,很多战犯思想压力大,吃不下饭,说“认罪运动是生死斗争啊”。“彻底否定旧我、产生新我,由一个战犯到一个善良的人,转变过程必然是痛苦的。”崔仁杰说。
“认罪运动后,一提到自己的罪行和中国宽大待遇,战犯都爱哭鼻子了。”他说。
认罪之后
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大河原孝一等897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遣送回国;对45名罪行十分严重的日本战犯,分别判处12至20年有期徒刑,但最终全部提前释放,最后一批日本战犯于1964年回国。
回国之后,他们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所有前日本战犯全部参加。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即使获得自由也不意味着战争结束,大河原孝一就是这样一个。
他回国后回到战前工作的铁路局继续当铁路工人,同时在“中归联”兼任副会长,从事反战、友好工作,例如护送被抓到日本做劳工的刘连仁回国。回国10年,他45岁时辞职专门从事中日友好工作,他说:“因为我感到很对不起中国人民。”
目前,近千名日本战犯仅百余人在世。大河原孝一对本报记者说:“我已经这么一大把年纪了,50多年来在为中日友好尽一点微薄的力量,现在更感到对未来负有责任。但时间不多了,感到非常着急,非常想把反战的观念传达给下一代。”
“今天参观了惨案纪念馆,想到日本国内还不承认发生过侵略战争,我由衷感到气愤。日本政府应该正视历史,特别是应该反省战争责任,对这个事情有个了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