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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缝中的阿星
我挣扎了这么久，就是想和他们不一样，可是一不小心，我还是跟他们一样了。我害怕跟他们一样，也想避开他们。可是我好像逃不开这个网。
——7月11日报道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打工者都会比较看不惯一些不可一世的城里人，有时候很想找个机会报复一下”，阿星提到几年前自己因为没有暂住证被关被罚款的事、他的无辜朋友被保安员打残的事，还有城里人在他的年龄可以读书而他必须每天12小时呆在工厂的事，“有时会让人憋一肚子气”。
尽管如此，他又说自己已经离不开城市了，“农村的生活不习惯了，像我这种在城市里打了五六年工的年轻人，都不可能再习惯农村的生活”。
——摘自今年1月20日报道《深圳砍手党来自小山村》
打工回来的父母讲述着城市，强大的电视文化更是无处不在。而当乡村少年们怀着生活梦想奔向城市时，却发现自己甚至找不到工作无法生存。巨大的落差催生了偏激的心理。原有的乡村道德体系开始溃败，甚至蜕化出一种更加残忍的生存哲学——不给钱就砍就杀，他人的生命与安全形同草芥。
——摘自今年1月20日报道《深圳砍手党来自小山村》中的记者手记《“砍手党”背后的农村与城市》
阿星的家乡，坐落在狭长的山谷中的温江村是个“山不长树，地不长粮”的地方。因为贫困，大部分温江村人的生活出路只有两条：打工和打矿。
阿星的父母和姐姐还有三个姑姑都住在深圳公明茨田埔村一户破旧的出租屋里，墙上的奖状是姑姑的女儿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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