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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岁的河北省劳工吴廷显要将索赔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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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妇郭喜翠抱着姐妹侯巧莲的遗像赴日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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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的细菌战幸存者柳木水露出伤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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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慰安妇、强掳劳工……这些被称为“日本特色”的战争犯罪行为，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痛。如今，虽然时隔60年，战争的痛苦并没有得到缓解。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那些幸存的老劳工、慰安妇、细菌战受害者纷纷向日本政府或相关企业提出索赔。他们都已风烛残年。现在，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看到官司胜诉，听到日本政府的道歉，得到赔偿。但是，索赔的路步履维艰，一个又一个败诉判决，拷问着日本政府的良心，也消磨着这些老人生命。一个又一个人证离去了。他们走得不甘心，临死还嘱咐儿孙“家祭毋忘告乃翁”。
对话邵义诚：三审，我准备好了
邵义诚，80岁，因对日索赔二审胜诉而蜚声海内外。
2004年7月9日，日本广岛高等法院就西松建设公司强掳中国劳工案二审判决，改判原告方胜诉，并勒令被告方赔偿2750万日元。中国劳工对日索赔案首次二审胜诉。本报及时追踪报道了这一事件。
近日，本报再次采访邵老得知，他正在为三审开庭做准备。前几天，日本友人来信称还没有得到开庭的消息，让他耐心等待。邵老不希望这样拖下去。因为原告都年事已高，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最终结果。总这样拖下去，对于年老多病的原告来说，是一件很残忍的事。
记者：邵大爷，距您二审胜诉回来已经一年多了，您的身体近况怎么样了？
邵义诚：我挺好。日本法院一点消息也没有。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民主人士给日本去了两封劝告书，劝他们承认历史。西松建设股东会上，日本有正义感的人士也前往劝告其承认历史责任。现在，这些材料都被寄到了我这，我正想通过媒体报道一下呢。
记者：在日本有哪些人支持您？
邵义诚：日本民间组织西松建设裁判支援会是一个，其中有人是西松建设的股东，他们把我们的事出版了一本书，让大家都来了解这段历史，在股东会上提出劝告的也是他们。
记者：您对三审抱有希望吗？
邵义诚：现在还不好说，但我随时准备出庭。如果开庭，会提前一个月通知。
记者：这次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您想对人们说点什么？
邵义诚：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这次纪念活动一定要把我们这些人当年受下的苦难宣传出去，让日本的百姓也知道日本过去犯下的罪行，早日给我们这些受害者讨还公道。
朱庆富：劳工证没了他们也得认账
河北省唐山迁西县旧城村人朱庆富，现年83岁，有过两次劳工经历。第一次在1939年，经历有一年多。当时吃的是小米掺草籽的稀饭，杂面窝头，睡的是席棚，没有铺盖。他的脚后跟被冻掉一大块肉，露出脚骨，还得干活。日本人不给劳工治病，还经常毒打劳工。
第二次是在17岁那年，他在好心工友的掩护下，刚逃回家，就被清乡的日本鬼子抓了回去。到了黑龙江绥芬河工地，日本人先对每人一顿毒打，意思是以后不好好干活照此办理。日本人“大老黑”玩枪走了火，打死一个工友，还哈哈大笑，把死人一脚踹下了山涧。
两次做劳工，日本人都说给工钱，但劳工们一分钱也没见到。一次见日本军人原田高兴，朱庆富说：“你们的心太坏了，把人累死、打死，还不给钱，良心大大的坏了。”原田气坏了，把他吊起来毒打。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结束了第二次劳工经历。日本人还发给他一个写有“大东公司”字样的劳工证，被他不慎弄丢了。朱庆富说：“虽然我的劳工证没有了，但我记得当初的事情和那些日本军官的名字，人在事在，劳工证没了，日本人也得认账！”
吴廷显：人生最大愿望，打赢对日官司[细菌战]
今年89岁的河北省保定地区高碑店市李各庄村人吴廷显，是本报曾报道过的劳工之一。他曾委托律师起诉日本政府。但因证据不足，线索不清，愿望至今仍未实现。
1944年，日本人到村里抓劳工，吴廷显跑到一公里外的邻村躲避，日本兵迎面走过来，吴廷显躲进一位杨姓村民家中。日本兵举枪大叫：“出来！”为了不连累杨家人，吴廷显“顺从”地跟日本兵走了。
几经辗转，吴廷显被带到塘沽劳工集中营。高墙内，关押着2000多名中国劳工。墙上架着电网，站着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有人不堪折磨，夜逃，被日本兵开枪打死或被电网电死。第二天，日本兵就召集所有劳工去看同胞的尸体，“以儆效尤”。日本人不给水喝，有的劳工竟然吃别人小便后冻成的冰凌。
在大海上漂泊14天后，吴廷显和其他劳工被押到日本。吴廷显不识字，只记得有识字的人说路牌上写着“九州”二字，后来，他们又被运到一个叫“仁和村(音)”的地方。在这里，他们被强迫到山上去刨铁矿石，每天用几十公斤重的大钢镐做苦力，却吃着喂牲口的豆饼。很多人病死在日本。吴廷显也曾大病一场，总算死里逃生，活了下来。1945年，日本战败，劳工们才得以回国。
去年5月，吴廷显委托本市明扬律师事务所杨仲凯、李明宇律师对日索赔。但是，由于其不识字，连做劳工的地点都不清楚，律师多方查找，未果，所以，至今还没有起诉。吴廷显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跟日本政府打赢官司。”
一次细菌实验死了40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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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友人提供的细菌战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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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前夕，本报联合浙江《今日早报》对该省曾发生细菌战的义乌、宁波地区进行了专访。本报记者对日军在浙江展开惨绝人寰的细菌战是有心理准备的,可是连日来，记者目睹了大量的旧报纸、历史档案后，一张张触目惊心的照片还是让记者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
据史料记载，细菌战期间义乌崇山村1236人，死亡403人，死亡达到三分之一。全村逃走了150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就是义乌崇山村人，她有8名家人、亲戚死于日军细菌战。
该村一位老者告诉记者，当年崇山村活体解剖的“日本大夫”，叫近食秀夫，他在印度老鼠身上进行感染实验并用来培养跳蚤，他甚至将“研究”以论文的形式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当年20岁的张菊莲从日军手里逃了出来，她向记者讲述了亲眼所见的活体解剖。一天下午她看见几个穿白大褂的日本人、1644细菌部队的细菌学家将崇山村王关富的未婚妻、18岁的吴小奶捆在凳子上，全身蒙上白被单。吴小奶在被单底下拼命地哀求“先生，我的病会好的……”一面大叫救命。突然，吴小奶的叫声变了调，撕心裂肺般的。张菊莲看到吴小奶的胸膛被活生生地剖开了，血涌了出来，染红了被单。张菊莲惊恐得晕厥过去。
我这一生全毁在日本鬼子手里
当年的慰安妇万爱花
据介绍，日军侵华期间，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先后被逼为日军的性奴隶。虽然身心受到巨大创伤，但大部分人不愿意讲那段经历。活到今天敢于控诉的，寥寥无几。武汉人袁竹林是其中之一。2001年4月3日，时年79岁的袁大娘请武汉市江岸区公证处为她被侵华日军强征为慰安妇的悲惨经历，进行证据保全公证。近日，已经83岁高龄的袁大娘向记者讲述了她的悲惨遭遇。
1938年，武汉沦陷，我夫远走重庆，婆婆逼我改嫁。1940年春，日军“猎头”张秀英在武汉“招工”，后来才得知，张和她的日本丈夫，按日军命令，招我们做慰安妇。日本兵将我们带到慰安所，我才知道上当受骗。
当时，老板命令我们脱光衣服，检查身体。我们不肯，日本人就用皮鞭抽打。老板给每个姑娘起了个日本名字，我叫作“吗沙姑”。每个人分到一间房，七八平方米，只有一张床，一个痰盂。第二天，门外来了大批日本兵，每个房间门口都排起了长队。我足足遭受了10名身强体壮的日本兵的蹂躏。一天下来，连坐也坐不稳，下身疼得像刀割一般。我和一个叫“留美子”的湖北女子逃出去，被抓了回来。日本人将我的头死命地往墙上撞，撞得鲜血直流，从此落下了头痛病。
日本人投降后，我回到武汉近郊。由于当年日军的毒打，我现在几乎每天都头痛，安眠药一把一把地吃。我这一生，全毁在日本鬼子手里！
寻找天津慰安妇
和平区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葛培林研究天津的慰安妇已有几年的时间。据葛培林介绍，天津是强征慰安妇的重点地区。在葛培林收集的“选送慰安妓女花名清册”上面清楚地记载了一部分被强征到天津的妇女姓名、年龄、籍贯。从花名清册上看到，当时共有河北、上海、山东、河南、辽宁的20多个省市的妇女被强征到天津，最大的32岁，最小的只有19岁。记者通过花名册上的姓名，找到了户籍管理部门，经过多方查找、寻访了解到，大多数当年充军的慰安妇均已过世，目前在世的也都是80岁以上的老人，从户籍上也很难再查到她们的下落。
慰安妇·名录
万爱花山西人，1943年春，担任村妇女主任的万爱花被日军逼做慰安妇，当时年仅15岁。1992年12月，万爱花参加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日本召开的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在听证会上，万爱花脱掉上衣，指着身体上的道道伤痕，揭露了侵华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
杨明贞江苏南京人，1937年15日下午，日本兵闯入她家，年仅7岁的她+和母亲一起遭到敌军蹂躏。
蔡爱花澄迈县中兴镇东岭村人，19岁那年，她被日本兵抓做慰安妇。
符美菊现年76岁，海南儋州市人，17岁被日军抓去被逼做慰安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