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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
1937年7月29日凌晨2时，密集的枪声突然划破天津夏季闷热的夜空，从东站、北站、西站和日租界附近等几个方向同时响起。卢沟桥事变后一直处在焦虑不安中的天津市民，在睡梦中被枪炮声惊醒，有的跑到街上去打探枪声的来源，有的则在家中急忙打包袱，准备“逃反”。
“逃反”这个词汇对于天津市民来说一点也不陌生，意味着又有灾难即将降临，必须外逃。作为大城市的天津，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经历战乱最多的城市。从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到1900年八国联军破城而入，再到1912年的“壬子兵变”、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和1924年的两次直奉战争、1931年的天津便衣队暴乱等，历次兵燹之灾，以及这期间的水患灾害，都给天津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因此“逃反”几乎成了天津人的家常便饭。特别是1936年后日军不断向天津增兵，并不断对天津军民进行挑衅以来，天津市民对日军更加痛恨。所以，当7月29日凌晨枪声再次在天津上空回荡时，很多天津人已把危险置之度外，准备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卫自己的家园。
天津人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的痛恨是由来已久的。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此后日本的侵华野心急剧膨胀，开始策划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战略。1898年日本在天津设立了日本租界，并在租界内派驻军队。
1900年之后，天津日租界急剧扩张。设在天津日租界内的日本总领事馆，成为日本控制华北、策划侵华阴谋的中枢。天津日租界不仅是日本侵略华北的阴谋策源地，也是对华北进行经济侵略、精神侵略的大本营。给天津民族工业造成极大破坏，也给中国经济造成极大损失。
日军在占领我国东三省后并不满足，开始了染指华北的行动。1933年3月日军在攻占热河后，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在锦州下令：立即向长城各关口发起进攻。长城危急，华北危急！在这紧急关头，东北义勇军奋起抗击，驻守华北的国民党29军军长宋哲元率领所部进行长城抗战，下令：“有进无退，死而后已！”“宁作战死鬼，不作亡国奴！”不久，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察哈尔组成抗日同盟军，给予日军重创。爱国将士的抗日行动，给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天津各界积极支援长城抗战和察北抗战。但在蒋介石“不抵抗”的政策下，长城抗战和察北抗战失败了，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反动政府与日本在塘沽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承认日本占领热河合法化，中国军队从河北省北部和冀东撤出。此后，日本又不断在华北策划阴谋，制造事端，以进一步进占华北。1934年7月向国民政府提出“日本在华北拥有特殊地位”的要求，并策动“华北自治”。1935年6月1日河北省政府被迫从天津迁往保定；6月5日日本特务土肥原制造事端，迫使国民政府将察哈尔政府主席宋哲元撤职。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与何应钦签订《何梅协定》，使日军进占华北的行动不断升级。“协定”中规定，中国不准在河北省驻军；日军飞机可以随时飞抵冀东地区上空“视察”，中国方面要给予必要协助，等等，强盗的嘴脸昭然若揭！
1935年10月日军在河北香河策动汉奸组成所谓“华北国民自治军”进行暴动，并占据了县城，后被保安队镇压。1935年11月在日军的策动支持下，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冀东22县“独立”。天津的汉奸组织也以请愿游行等方式鼓噪“华北独立”。1936年5月，日本大量向华北增兵，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也升格为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在华北面临累卵之危形势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35年12月18日天津爱国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对华北自治”的示威游行；1936年5月28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大游行。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脚步没有丝毫放松，1936年10月26日华北驻屯军举行了以北平为进攻目标的大规模军事演习；1937年3月日军数十艘军舰在青岛举行了大规模的登陆演习；1937年4月日本海军省长官野村到天津勘察塘沽，并在津召集海军武官会议，决定在塘沽建港。不久，华北驻屯军在天津和北平郊区及通县分别举行了军事演习。种种事实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对平津发动进攻是早有预谋的，华北危急已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刻。
1937年7月7日，日军策划已久的侵略战争终于在卢沟桥打响了。战争爆发后，日本首相近卫文马上下令：“立即向华北增兵。”紧接着日本10万军队从塘沽等口岸登陆，开进华北；同时日本动员40万兵力开赴中国，开始全面侵华战争。7月12日日军兵车15列载炮兵4600名开抵天津，3500名日军乘轮船抵塘沽登陆。7月15日日军继续调兵至津。到7月22日，日军战斗机到天津总数已达53架。7月26日日军向华北地区的中国军队提出最后通牒，要中国军队立即南撤。在遭到拒绝后，日军10万人分路对平津实行包围和攻击，军事行动大规模升级。7月27日日军占领了天津各个火车站，切断了平津之间中国军队的联系，平津局势严重恶化。在这民族危亡时刻，驻守华北的国民党29军军长宋哲元通电全国：“决心尽力自卫，守土有责。”驻天津市内的29军38师副师长兼天津公安局局长李文田（师长张自忠，时在北京）考虑到日本大举增兵的局势，决定趁日军立足未稳，给日本侵略者以迎头痛击。于是在7月29日凌晨发出“坚决抗战，誓与天津市共存亡”的通电后，打响了“七七”事变后主动出击、抗日杀敌的第一枪。
凌晨2时，李文田命令部队分路对海光寺、东局子、火车站和张贵庄日军机场等处日军进行突袭。抗日将士英勇杀敌，很快就夺回了东站、西站和北站，切断了日军增援的通道。攻打张贵庄机场的战斗异常壮烈，只有大刀、步枪和手榴弹的勇士们，把多年来压抑在心中毁家失地的仇恨，化作英勇杀敌的行动，用大刀片砍、用手榴弹炸、用火烧停在机场中的日军飞机。一些战士爬到已经发动起飞的飞机上，被日机带到空中坠地牺牲。有的战士为阻止敌机起飞，用手榴弹与敌机同归于尽！
攻打海光寺日本兵营的部队，在战斗中打得日军只能龟缩在兵营中抵抗待援。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抵抗日本侵略军的消息极大地振奋了天津爱国民众，爱国将士的行动深深感染着有光荣斗争传统的天津人民，市民们不顾枪林弹雨，给战士们送去食品、绿豆汤和西瓜，协助部队抢救伤员。在天津人民的支持下，使爱国官兵受到极大鼓舞，爱国将士愈战愈勇。
7月29日上午，日军飞机开始对天津进行狂轰滥炸。日军飞机先是轰炸了被保安队占领的东站、北站和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38师和保安队驻地，以及八里台地区、南开大学等处。同时增援日军分四路向天津守军发起进攻，致使抗日将士伤亡很大。在得不到增援的情况下，中国军队下午3点开始撤离市区，但市内仍有部分保安队队员坚持战斗。守卫在公大七厂（北站外小于庄）水楼上的5位保安队战士，坚持斗争，最后弹尽援绝，冲下水塔，与日军展开白刃战，在刺死6名侵略者后全部壮烈牺牲。
7月30日，日本飞机继续轮番轰炸市区的东站、北站、省政府和市政府、警察局、造币场、法院、津浦电台等处。北宁铁路管理总局大楼被炸得只剩下一堆烧焦的空架子。南开大学遭到狂轰滥炸，图书馆、教室、宿舍等被付之一炬。日军将北洋工学院所有地质标本及珍贵仪器抢劫一空，并将校舍改为兵营。市区街道横尸遍地，惨不忍睹，无家可归的难民和被毁房屋无计其数，天津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损失。据当时统计，无家可归的难民达10万以上，全市被毁房屋2500余间，被日军破坏、强占的校舍377间，被炮火摧毁的工厂、企业53家。天津遭受了空前的劫难。
7月30日下午，天津沦陷了，开始了日军对天津长达8年的血腥统治。但英勇不屈的天津人民并没有向侵略者低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天津爱国民众以各种方式，用鲜血和生命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终在1945年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之际，回顾这段历史，就是为了要牢记历史，更好地面向未来。今天我们要继续发扬抗战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为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共同奋斗，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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