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篇：转变政府职能：形成多中心的社会关键在于政府转型
主持人：温家宝总理在2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指出，政府不该管的事要坚决交给企业、中介组织和市场；政府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目前在政府职能转变问题上存在哪些问题？
常修泽：政府机制改革相当滞后，存在政府职能严重错位、缺位、越位的问题，四个方面的关系(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事业单位、政府与社会)都没有理顺。
温铁军：要让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政府如何从代表资本转向代表社会，这是政府改革的真正内涵。
孙立平：这几十年，我们一直生活在只有一个中心的社会当中，改革前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改革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总而言之整个社会都在忙活一件事，社会很难和谐。改革就是应将我们带入一个多中心的时代：市场、企业仍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忙着经济的事情；而政府以社会公平、社会公正和公共服务为中心，忙着社会的事。而要形成这个多中心的社会，关键在于政府转型。
主持人：“十一五”期间，应该为政府职能转变确定什么样的目标和具体要求？
常修泽：我们今天正处在政府体制改革的前夜，一方面要对政府内部的矛盾进行整体性分析，另外要走出去，开阔视野，学习当今世界先进国家的经验。
比如很多北欧国家的政府在进行服务定位时，把解决就业问题明确列为政府公共服务的首位任务。而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在财力等方面去扩大就业。而在安排扩大就业的时候，把收入分配作为服务的重点。这些国家一些好的机制，我们可以研究借鉴，比如税收和财政支出的调节机制、政府的廉政机制等。
第八篇：“十一五”期间改革三大特点
记者：“十一五”规划正在制定中，很多人都关注“十一五”期间的改革趋势。你是国内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著名专家，你认为在这个期间经济体制改革有哪些重要特点？
常修泽：一是深度市场化；二是注重人性化；三是参与全球化。
记者：你为什么提出参与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新体制？跟现在贸易摩擦有关系吗？
常修泽：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由此走上了一条现代市场经济的“不归之路”，有鉴于此，需要积极、主动地改革国内现有的体制，并尽可能增加新体制的应变性。现在的问题，不是开放过度需要收缩的问题，而是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问题。但是，要研究进一步扩大开放后中国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我的想法是，从进一步扩大开放和维护国家权益的战略高度来推进“十一五”期间的经济体制改革。
记者：你为什么提出“深度市场化”的概念呢？
常修泽：我认为我国前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是，推进的速度、力度、深度和协调度远远不够。
速度不够是指有些改革进展缓慢，推进之艰难超出预计，以至于改革处于“胶着”和滞后状态；力度不够是指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比如，垄断性行业等，进行体制性攻坚的力度不够，尤其是对在改革进程中遇到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干扰缺乏突破力，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旧体制的复归现象；深度不够是指有些改革尚属浅层改革，无论是农村土地制度还是国企特别是央企的产权制度，无论是政府管理制度还是社会分配制度等，都还存在一些深层的问题没有解决，或者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协调度不够是指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缺乏协调和平衡，整个社会缺乏改革的协调机制。因此，“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要抓住这个关键时期，使改革本身向“深度市场化”推进。
记者：那该向哪些方面深入推进？
常修泽：我认为深度市场化的战车应该驶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向微观经济主体本身推进。重点是对国有企业、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事业单位的改革。二是向生产要素市场推进。在“十一五”期间，应该向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和管理市场推进，克服严重存在的“要素双轨制”的问题。三是向政府自身管理体制推进。“十一五”期间的中心点是推进政府职能的转换。四是向社会管理和政治体制推进。
为了更好的进行深化改革，我建议需要对前一段的改革模式进行反思。需要按照“深度市场化”的要求来设计新的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
记者：深度市场化的问题你解释得很深刻，但是对于改革中要注重人性化，可能很多人不能理解，你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观点？
常修泽：现在国家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一新的发展观和改革观极大地开阔了我们改革的眼界，使我们从人本的角度来审视和构思改革的战略问题。也就是改革应该有更大的人文关怀，更加注重人性化。人性化的体制改革，必须考虑民生的问题，也就是“民生类制度创新”，包括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医疗卫生和教育制度等，同民生息息相关。人性化改革内容相当宽泛，我们的视野应该放得更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