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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这位93岁的老人，可以有很多种说法——高级领导干部，两院院士，世界著名石油化工科学家，我国石化工业技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世界石油大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名誉主席……无论哪一个头衔，都沉甸甸，光灿灿。但，只有一个是从他青春年少一直到今天，真正影响和决定了他人生道路和方向，也是唯一让他自己经常挂在嘴头上的：我是个共产党员。
我知道我所经历的人生道路，也是相当多的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路，我的一生无处不打下深刻的时代烙印。——侯祥麟
不知是否冥冥中命运使然，侯祥麟人生的开始以及青少年时代的每一个重要阶段，几乎都和中国近代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息息相关。
他出生那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他上小学时，意义深远的“五四”运动爆发；他刚刚迈进大学校门，“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侵华战争开始；而1937年的一天，他第一次表达了自己坚决加入共产党的愿望后不久，“七七事变”就震惊了全国上下！
也许，这是每一个和他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曾经历过的历史沧桑。20世纪初的中国，国弱民贫，连年战乱，在列强的欺凌和军阀混战中风雨飘摇。
身为一个笃信基督的普通人家的第8个孩子，侯祥麟的童年生活虽不富裕，却也快乐。但若要忆起他幼时的社会时局，侯祥麟印象中只有“兵荒马乱，不知谁跟谁打。”
他最为深刻的记忆，是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他的班主任老师是万千热血青年中的一个，不仅在课堂上给孩子们讲日本侵略中国、阴谋灭我中华的种种罪恶行径，还带着这些小学生加入游行队伍，带着他们振臂高呼“打倒列强！”“还我青岛！”侯老说，至今他都忘不了老师“个子很小，却慷慨激昂”的样子，因为，“他是第一个在我心灵中植入抗日救国信念的人”。
这个信念，随着侯祥麟年龄的增长，阅历、学识的增加和对国家愈加衰败的苦闷而日益强烈，以至于在他整个青年时代的求学、就职和政治追求、社会活动等一切重大选择上，都成为最强有力的“支点”。
一生与化工科技为伍的他，最初对化学的兴趣，起自中学时代一位化学老师的“跑题”，他对学生们讲到，原子核中蕴藏着极大的能量，倘若释放出来会有极大威力。少年冲动的侯祥麟，听了十分兴奋，他设想着：“要是用这种能量对付日本鬼子就好了！”没弄清楚这是物理学而非化学研究的他，就此“迷上了化学”。
他与石油和炼油的缘分，直接缘于抗日斗争。1940年，为了中国军队战时最急需也最短缺的油料，他和两位燕大同学一起，在重庆一个极为简陋的工棚里第一次开始“炼油”。从就地取材的桐油和菜籽油里，他们每天为战车炼出一两千公斤宝贵的汽油和柴油。
同样，他之所以从1936年起就迫切地寻找共产党，是因为他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是真的抗日救国，真正救劳苦大众于水火的。”
侯祥麟大学一年级第一次从一位江西同学那里听到关于红军的真实故事，“以前，总听说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专门杀人放火，非常可怕，想不到他们打土豪、分田地，都是为了乡下贫苦农民”。从此，他开始关注这个似乎很遥远的党和军队，经常在图书馆的英文杂志中寻找有关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报道。
从1935年到1937年的两年间，他通过各种渠道大量阅读马克思、列宁等人的理论著作和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社会主义的书籍，《资本论》《反杜林论》《大众哲学》等都曾让他彻夜不眠：“读到会心之处，心中的激动难以言表”，侯老说，“我完全被吸引住了。我信仰马列主义首先是从理论上接受的，我认为，这些才是真理。”
满怀报国热情的侯祥麟，经过青春时代的上下求索，终于在一片黑暗、混沌中找到了光明，找到了实现他抗日救国夙愿的希望，也找到了自己终身不渝的信仰。
1938年4月，硝烟弥漫的抗日烽火中，在长沙的一间小屋里，面对列宁的画像，侯祥麟庄严地举起右手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他的一生和党的事业、党的需要、党的使命、党的托付融为一体。
我是一个极为平凡的人，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科技工作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世纪中所遇到，多做过，所应该完成的工作和使命。——侯祥麟
侯老总说，自己是个普通的科学家，是个平平常常的人。但他这个普通而平常的人身上，却拥有足以让人惊羡的许多荣耀和许多业绩。也是他这个普通而平凡的人，在91岁高龄之际，受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重托，担当起“国家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的课题组组长。
在世界性的能源问题到了几乎每个普通消费者都感同身受的今天，这项研究之重大不言而喻。侯老自己明白，承担如此重大的课题对自己的年龄和身体是多大的挑战，但刻骨铭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却不容他推却：“那天温总理和徐匡迪院长一起来我家，温总理希望我来牵头做这项国家重点课题研究。我知道这个研究项目很大，涉及面很宽，情况也很复杂，我的身体和年龄似不适宜。但总理十分恳切，我觉得无论对国家还是对我们石油石化行业都义不容辞，就接受下来了。”
面对党和国家的需要，不惜一切地去努力，去拼搏，去实现，在侯老一生中成了习惯，成了一种深入血液中的自觉。
半个多世纪前，侯祥麟带着美国卡乃基理工学院化学工程学博士学位，放弃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系燃料研究室副研究员的职位和优越的科研工作条件，返回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的祖国。从年轻时一直仰慕爱因斯坦的他，也想施展才华搞科学研究，“但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家建设需要立即恢复和建立自己的工业生产，我就搞上工业技术工作了。”
这一搞，就成了一辈子。
侯老一辈子的事业，涉及的大量科学技术和工业技术问题，可能用几大本专著都无法尽述，但以我们纯粹业余眼光来看，他和一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呕心沥血所做的似乎是这样两件事情：
在大庆油田发现前，为了解决当时国家严重缺油的状况，他们主要是从不是油的物质中提炼、合成出油来，如让煤生油，页岩生油等；而大庆油田的发现终于结束了中国“贫油”的历史，他们由开始为把原油炼成国家所需的各类军用和民用油品，如汽油、柴油、润滑油等而持之不懈地攻关了。
外行人想不到或根本不知道的一个事实是，并非有了石油就有了不同用途的油料。“伊朗盛产石油吧，但它的许多油品，包括润滑油至今要大量依靠进口，就因为没有炼油技术。”中国石化润滑油公司经理宋云昌的这番话，让我们一下子明白了50多年前摆在新中国面前的境况。
旧中国几乎没有炼油工业，就连老百姓点灯的油，都是“洋油”。侯祥麟他们这代科技人员，可以说白手起家，筚路蓝缕，开创了中国自己的民族石化和炼油工业，无论怎样的甘苦艰辛也只有靠他们自己勇敢地承担。
经历过共和国成立初期石油短缺的人可能都还记得那一幕，无油可用的汽车顶着沉重的煤气包穿过大街小巷。而更多人们不知道的情况是，油料缺乏正直接威胁着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安全……
这是1960年8月16日聂荣臻副总理写给石油部部长余秋里的信：“航空油料仍完全依赖进口，煤油的技术问题还未解决，汽油只能生产部分型号，润滑油也有不少问题。这些情况使人担心，一旦进口中断，飞机就可能被迫停飞，某些战斗车辆就可能被迫停驶。”
从国家领导层到每一个与此有关的部门和有关的企业，都为此忧心忡忡。尤其是解决军用和民航飞机使用的航空油料，已经到了极其紧急的地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以前完全依赖进口的航空煤油日渐减少，而国内试产的油料，在地面试验和空中试飞时均出现喷气发动机火焰筒严重烧蚀问题，无法投入使用。
“如果我们的战斗飞机因为缺油而无法起飞”——这是谁也不敢想却又不能不想的后果。
侯祥麟记得，余秋里那时每次见到他几乎都要问航空煤油研制情况：“搞不出航空煤油来，我们过天安门都得低着头啊！”有一次他甚至“威胁”侯祥麟：“你们再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就把你们研究院的牌子倒过来挂！”
“他实在着急啊！”侯老说他十分理解余秋里的心情，因为他自己也同样心急火燎。自他就任石油科学院副院长和石油工业部新型材料领导小组副组长以来，这样的“国家急需”项目他已经面对了很多。军队系统1958年开出的140种特需油料清单，一年之内他们就试制成功了102种。
但此时此刻，他前面是国产航油严重烧蚀火焰筒这只顽固的拦路虎，后面是刻不容缓需要航油的战斗飞机，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侯祥麟组织起6个研究室的百余名科技人员背水一战。中国工程院院士侯芙生那时在石油部炼制司工作，他记得，那段日子，侯老带着科技人员几乎每天泡在现场，研究、试验、失败；再研究、再试验、再失败，不知疲倦、百折不挠，最后终于找到了火焰筒烧蚀的原因，攻克了这个难关。
1961年，我国自己炼制出合格的航空煤油，并于1962年正式供应中国民航和空军部队。
回顾侯祥麟这代“炼油”专家的经历可以发现，每一项载入共和国史册的重大成功背后，几乎都有他们的心血、才华和奉献。新型喷气飞机的飞翔，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第一颗导弹发射的成功，遨游太空的卫星和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等等，都离不开他们特别研制的特殊的“油”。
作为一位卓有能力和科学家，侯祥麟1955年就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也曾有朋友关心地劝他，院士要多搞研究，才能多出成果。“可国家的生产任务那么重，我实在顾不上了。”侯祥麟就这样一门心思地急国家所急，个人的名利荣辱被他置之脑后。
“我和中国一起走过了20世纪几乎全部的历程，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今天的中国感到骄傲；作为一个有60多年党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对我的政治信仰终生不悔；作为一名新中国的科学家，我对科学的力量从不怀疑，我为自己一生所从事的科学工作感到欣慰。”
这是侯祥麟回顾自己一生时的内心感慨，也是他自认为没什么“传奇色彩”的人生道路的真实写照。从爱国的青年学子到国家的科技中坚及至今天还老骥伏枥担当重任，他的人生追求始终以民族的解放、祖国的强盛为目标，他的科技研究始终以党和人民的需求为主线，他的才华与心血无怨无悔地贡献给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步。
他用一个共产党员全部的忠诚和一个科学家最富创造性的劳动，书写了自己革命一生、奉献一生而又功勋卓著的世纪传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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