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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博览会上琳琅满目的医疗器械。
核心提示：一千多元钱的手术用骨科内固定器材卖进医院飚升到八九千元，7000多元钱的进口心血管支架通过医院卖给患者就是3万多元，120万的彩超设备进了医院就可以标价280多万……从9月3日开始，《郑州晚报》独家责任记者开始追踪医疗器械市场的灰色交易，调查发现医疗器械价格的暴利已经远远超过药价虚高。部分医疗器械公司或代理商与厂家签订的合作协议中，毛利高达60%，有的甚至达到70%～80%之多。而为了进入医院卖到患者手中，他们又以考察费、宣传费、科研费以及报销费用等形式，给一些主管部门、医院相关负责人、医生等巨额“回扣”，卖给患者一个支架医生就能拿回扣1万元。
一小块固定钛板要用上万元？
15岁的李小林带着护腰的夹板在病床上翻来覆去，此时，距做完固定脊柱手术才两周时间。
父亲在李小林身旁翻看厚厚一叠收费单据嘟囔：“西药费七千多，手术费加上麻醉费三千五，就那个国产的固定钛板加几个固定螺丝都要一万七，这是啥道理，我不信它恁小一块东西就能值恁多钱……唉，就这十几天时间就花两万多了，以后的日子我们啥时候才能还完借人家的钱呢？”听了这话，本来很活跃的李小林在安静起来，盯着屋顶发楞。
事实上，同李小林父亲一样不解的还有同院的三四个患者，他们都做了类似骨科内植入固定材料手术，均为自己体内被植入的小小钢板或者钛板、螺丝钉而耗费昂贵的价格感到不可理解，而那些已经植入价值两三万元甚至更贵的进口钢板或者钛板材料的患者更是对此充满疑问。
随后长达10余天的记者调查显示，有八成做过手术的患者对骨科材料、或其他人体内植入器材高昂的价格都持怀疑态度。他们都有共同的疑问和不解：这些钢板、螺丝钉，关节，血管支架为什么这样贵，要占去手术费的一大半钱。它们是不是和药品一样，只要进了医院就要“升值”几倍，甚至因为其本身的特殊性比药品“升值”的幅度更让人咂舌？
9月3日，记者以公开身份对郑州市及河南省部分医院进行采访，要么被告知“实在对不起，很久不涉及此类手术，不知道这类材料为什么这么贵”；要么是“这里面的内幕太多了，也太黑了，我不能因为你砸所有做手术医生的饭碗，所以无可奉告”。在接下来几次对数家医院骨科和心血管诊室医生的采访中，只要涉及此类问题，即会遭到婉转拒绝。
9月4日——11日，《郑州晚报》独家责任记者以一家药品经销公司业务员的身份，到郑州市大石桥、花园路、新通桥等区域众多的医疗器械经销公司联系，欲定购骨科器材“脊柱内固定器”时，有3家公司向记者报价：同一规格的国产钛制“脊柱内固定器”价格分别为1200元、1400元、1500元一套，如果是国产不锈钢制产品则几百元就可以搞定，这几家公司还表示，钢制的利润低，要做就做钛制的。如果能马上提货可以更加优惠，他们保证只要能进医院就可能有巨大利润空间。
调查中，郑州市一家医院仓管人员透露说，医院进此类国产钛制脊柱固定器材从4000多元到6000多元不等。
记者随后对在这家医院做手术的几位患者随机调查时发现，他们所用的脊柱固定器材花费却从6000多元到2万元不等。更奇怪的是，一位患者说，如果不是做手术的医生给他介绍产品，而是自己直接用医院的器材，他花的钱会更多一些。他举例说，自己身上带的“这么简单”的护腰“塑料”夹板，如果用医院的需要1000多元，而医生给他介绍的直接从厂家买的才800多元。
暴利流程
9月14日，第十届中原医疗器械(2005年秋季)展览会上人头攒动，全国很多医疗器械厂家和各类人体植入器材经销公司云集一堂。身份仍为业务员的记者凭自己在医院里优秀的工作“业绩”，与十几位厂方经理和经销商谈起了业务。很快，手里有了一摞产品介绍和面向医院的报价单，这些急于将自己的产品卖到医院的经理们面授机宜：如果向医院送，这数百种医疗器械竟然都能以原价的2折～5折供货，保证有足够的利润“打通各级环节”。其中某彩超设备供应商竟然能将120万元的进口彩超给医院报价280万多元，事后，一位曾参加过医院招标的评标人向记者透露，即使走投标的形式，这样价位的机器进到医院里也的至少卖到250万。
展览会上一位卖中档骨科器械的经销商提供的钛制“脊柱内固定器”价格为1300元左右，他要求如果卖到医院一定得要价6000元左右。对为何不便宜点卖给医院的疑问，这位总经理竟然十分惊诧，他反问，“便宜的产品哪个医院会用？就是直接“走现金”你至少不给医生提一两千元谁干，你是不是没做过业务呀。”
一套普通国产价值1000多元的钛制骨科器材到了医院，马上变为6000多元，甚至产品市场垄断的好的器材会变为一万多元，而120万的机器能卖到200多万，其中的巨大差额价都流向了哪里？为什么便宜的产品医院不会用，人体植入手术材料的成本到底占最终医院或医生公开价格的几成？一位董姓医疗器械经销商揭开了冰山一角。
他透露，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医疗器械的生产企业不能直接销售自己生产的医疗器械产品，必须要经过医疗器械公司。因此拿骨科器械的钢板或钛板来说，从厂家到独家代理商，独家代理商再寻找区域代理商，区域代理商发货给省级经销商，省级经销商再成立各级经销商，各级经销商再通过对医院院长、科室主任、器械科主任、医生等环节的打点，或者通过“招标”进医院，或者直接卖到患者手中。每经过一个环节，价格就要增加一个级别，结果就往往能高出成本两三千到一两万之间。
举例说，一块国产钛板的出厂成本如果是1000元，也就是底价。那么厂家会根据各个环节的分配比例来给这个产品定零售价格，一般是底价的4～9倍，然后向物价审批部门申报零售价格。“由于国家对医疗器械的定价是放开的，如果你把价值两块钱的温度计定价为200元，只要有人买，你可以这样定价。”这种定价法是医疗圈内人人皆知的行规，不这样定价，一个产品都卖不出去。由于严格的政府管制等原因，一些医疗器械行业如骨科医疗器械企业的产品往往各不相同，这样往往缺乏竞争，市场定价几乎和成本无关，所以，最终这个1000元的钛板最高能买到八九千元。
其中，给医生的回扣，或者说是其他费用能占零售价格的15%～30%之间。以零售价9000元为例，除了打点医院各方花去3000元左右外，如果直接“走现金”医生最高就能拿到3000元左右的“回扣”。由于厂家对各级经销商的销售渠道保护严格，所以无论是哪一级经销商将这种产品卖到医院，无论省了多少个环节价格必须是底价的4～9倍，“当然这对于消费者是很无奈的最终选择，因为对于骨科这个较为特殊的医疗技术，患者必须通过医生买这个产品。”
暴利回扣起因技术型医生待遇低？
近年来，媒体频报医务人员收受医疗器械回扣案，2004年浙江省瑞安市检察院查出瑞安市人民医院共有59名医务人员收受药品、医疗器械回扣，回扣总额高达115万元，医生最高收受回扣17万元，而其骨科全科医生几乎无一幸免涉入。而安徽安庆，重庆等地的医院骨科医生也先后因收受医疗回扣行为受到处罚。
在《郑州晚报》独家责任记者的调查中，一位进口心血管支架的销售代表还曝出，一些知名医院的心血管手术医生一次做手术竟然给病人用了6个支架。因为这种支架从进口价7000元到医院时已经飙升到3万多元，用一个支架医生就能拿回扣1万元。
这些案例所显示的一个现实是：骨科或者其他做手术的医生再对患者的诊疗过程中，由于所用医疗器械产品的产地多，规格多，特别是骨科植入材料，各医院不可能备足、备全，有些医生便采取术前预约供货商，手术时由经销商专程送来多种规格的产品，以便医生在术中根据病况选择更适宜的使用产品。这样缺乏有效监督与复查，再加上巨大利益的诱惑，拿取巨额医疗器械回扣是很自然的。
调查中，一些医院院长和骨科主任也道出了作为手术医生的另一番隐情。
一位院长认为技术型医生的工资过低是产生器械“回扣”的重要原因。“一般情况下，做十一年普通医生才能成长为可以操刀的手术医生，这11年的经验和学识在正常的工作中只能换来一个月2000多元的工资，这和自己的技术和能力水平根本不相符合。在这种不平衡的心理状况下，面对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拿到的回扣，自然有不少人控制不住自己的双手了。”
“手术医生的收入这样低，并且还要自己挣钱较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连一个公务员的待遇都比不上，我们怎么可能平衡。一个技术型的医生如果一年没有20万以上的收入，干起来心里怎么会不舒服？”一位骨科主任这样认为。
如何破解暴利背后的利益链条
谈到医疗器械暴利背后的利益链条，河南财经学院教授周正认为，医疗器械的利润空间远远大于药品。要让老百姓看得起病，必须要整治医疗耗材和医疗器械的暴利空间。但是，在手术费用过高的现状下，把责任全部推给作为受益最大群体的医生和医院是不公平的，这是社会现实和体制问题，是社会的潜规则和生存法则。医生不过是整个体系下面无法背离自己却又遭受巨大诱惑的正常人而已。但是如果一名靠着国家物力、财力培养出来的的技术型医生，背离自己必须担负的救死扶伤人道精神，单纯以利益为准绳去做救死扶伤的工作，在道德上是可耻的。
周正认为，重新调整医院、企业、医生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挤干医疗器械制造企业的利润水分，使其逐渐回归到正常状态是解决目前医疗器械市场暴利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如果政府不能下决心深入调查医疗体系问题的症结出在哪里，出台再多的政策都是无用。
除了这些，一位医疗行业资深人士又说出了让人无奈的现实：目前国内部分尖端的医疗技术，必须依靠国内外一些实力医疗器械企业的支持，这些企业虽然在医院、医生、经销商、患者之间造就了一条“灰色”利益链条，但是他们担负了医院、医生学术支持、国内外高新、前沿技术交流所支付的费用。他举例说，“如果没有这些企业支持，中国的心血管医疗技术将会倒退10年”。所以在这个利益链条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
根据媒体报道，德国发生过卫生部状告全国的外科医生的诉讼案，主要也是因为耗材等方面的回扣，以及医生出国交流费用由企业承担等问题。德国卫生部胜诉。从此以后，德国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外科医生不能接受回扣，不能接受企业的资助出国交流。
国内也有学者提出，政府主管部门应尽快考虑建立公立医疗机构科研和学术交流基金，建立一个合法的资金支持渠道，这样不仅可以平衡国内的医疗器械市场存在的问题，也可以解决一部分百姓看病鬼的难题。不过，目前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老百姓仍然在承受着远远超出自己支付能力的看病贵，做手术更贵的难题，他们无奈，但必须承受，就象李小林出院时他父亲的叹息一样，“即使卖田卖房，明年还的筹到1万多元钱给儿子拆固定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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