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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发表文章称，2006年将是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到底该往哪个方向走?文章说，按照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结合中国现存的问题，“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加速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完善宏观决策机制。从经济发展角度看，政府部门改革的滞后也成为有效发挥宏观调控政策的一个障碍。目前，中国宏观经济的决策机制还不太完善，政策几乎都是由一个或者几个政府主管部门来制订和实施。这几年，中央与地方之间发生了多次博弈，部门与部门之间政策也时常抵触。这一切都说明，加速政府改革，理顺各部门权限，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完善宏观决策机制，应当摆上议事日程。
第二，继续搞好综合宏观调控，逐步回归市场调控轨道。当前的中国正处于改革攻关阶段，政府改革、金融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和财税改革全面展开。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旧的体制正被打破，而新的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许多潜在问题正在陆续浮出水面。这些问题的本源并非经济领域，尽管它们有时也以经济问题表现出来，但却无法用市场手段来解决。另外，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为1000—3000美元的时候是所谓的“黄金发展时期”，但它往往也是经济与社会的转型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各种诉求同时也会发生变化，因而会推动社会、政府、体制等进行转型。在许多情况下,政府都需要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来应对从未见过的经济现象。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加快改革进程和完善法制建设，从而为政府的综合调控回归市场调控创造条件。
第三，全面推进各项改革，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在经历了26年的改革开放之后，2005年依然异同寻常地被定义为“改革年”。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有2点：一是中央以此向世人表明，改革不能倒退，前期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加速改革来解决；二是表明中国改革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新的阶段，改革复杂性和艰巨性明显加大，已经逐渐由局部扩散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由专业改革变为了系统改革，并开始触及到一些部门和集团的利益。
第四，进一步鼓励非公经济的大力发展,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非公经济壮大与发展的过程。非公经济在占用不到三分之一社会资源的情况下，却创造了一半以上的财富，成为这些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的推动力。但在去年的宏观调控中，非公经济却由于事实上存在的制度歧视而受到了伤害，如何切实解决非公经济国民待遇，已经成为下一步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十一五”时期，应当采取切实可行措施，为非公有制经济创造平等竞争、一视同仁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实行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垄断行业、公用事业以及法律法规未禁止的其他行业和领域；加大财税金融支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第五，建立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逐步化解城乡二元矛盾。中国农民人口比重较大，远远超过了别的国家实施“以工哺农”时候的水平，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要建立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在稳定、完善和强化农业扶持政策的同时，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农产品市场化。重点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进一步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借鉴国际经验，加速城市化和乡镇化发展，促进农村人口快速迁移，建立一个城乡和谐发展的社会环境。
第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付出了沉重代价：一是环境污染严重，经济增长以牺牲生态环境质量为代价。据世界银行测算，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每年仅空气和水污染带来的损失占GDP的比重就达8%以上。中科院专家测算，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5%。二是在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下，中国自然资源支持体系已经无法持续地发挥有效作用。据专家分析，如果中国要实现2020年GDP翻两番的经济发展目标，而又要保持现有的环境质量，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提高4—5倍；如果进一步想明显改善环境质量，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提高8—10倍。面对巨大挑战，我们必须转变现行的发展模式，走以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加快发展低耗能、低排放的经济，严格限制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和浪费资源的产业发展。制定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价格和收费政策，调整财税政策，建立完善的循环经济法规体系，推动循环经济发展。
第七，化解潜在风险，保持经济和社会稳定。在“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在国内经济国际化、消费结构高级化、民营经济扩大化、城市化和政府行为规范化等五大动力的推动下依然有望保持较快发展。但需有效地防范以下几个方面带来的风险：一是失业。按照官方统计数据，2004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但如果考虑到各种隐性失业在内，中国的实际失业率可能在8—17%之间，而且这一困境只有到2020年前后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而自动缓解。二是社会保险欠账。有关计算显示，中国社会保险现在欠账规模在3—10万亿。三是收入差距。从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来看，已经达到了0.448，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太健全的情况下，这种巨大的收入差距正在成为引发仇富心理和社会安定问题的根源。四是金融风险。中国银行呆坏账规模已经有1万多亿，证券公司的资金窟窿约2000亿。五是财政风险。这主要体现在县乡两级财政。据测算，全国乡级财政要支付的乡公务人员工资、村干部补贴、公共品维护和建设、办公费、困难户补助、债务利息等约2500亿元，而乡镇能够合法获得的财政收入还不到1000亿元，所以只能依靠所谓“创收”和巧立名目向下面收费来维持政权运转，结果造成基层干群关系的紧张。据专家估计，县以下(含县)的基层债务总额目前已超过8000亿元。“十一五”时期，采取有效的对应措施，防范上述风险的爆发，将成为社会保持安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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