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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7月29日至31日考察山西；8月19日至23日考察河南、江西、湖北三省
吴邦国7月1日至7日考察山东
温家宝7月5日至7日考察云南，8月11日至14日考察安徽和湖南，9月9日至13日考察广东
贾庆林7月14日至19日考察湖南，8月27日考察西藏
曾庆红8月19日至24日考察新疆
黄菊7月27日至8月2日考察新疆，9月9日至13日考察云南
吴官正6月29日至7月6日考察浙江、上海，7月24日至28日考察甘肃
李长春8月20日至24日考察甘肃，9月12日考察内蒙古
罗干9月7日至11日考察黑龙江
伴随着9月19日新华社全文刊登温家宝总理在深圳的讲话，中央领导围绕十六届五中全会而进行的深入全国各地的调研接近尾声。
考察制度化
“在7月25日决定10月召开十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央领导展开了密集式、整体式和长时段的实地调研，呈现了新一届领导集体以人为本的执政风格。”中央党校叶笃初教授分析道。
按照惯例，在中共中央全体委员会议作出一个集体决策之前，需要中央领导赴各地作实证调查研究，实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决策程序。而这次调研的主要内容是，就“十一五”时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征求意见。
叶笃初介绍，一般情况下，中央领导去地方考察将完成三个任务：一是每当作集体决定前都要验证原来手中所掌握的信息，了解准确度如何；二是了解原先拟定的方案和判断是否可行；三是取得地方各界的认同。
“一个决策的生命力取决于这三条，这些都需要在中央全会前做好，在调查过程中，中央原先设想的政策方针和语句往往可能在听取意见后进行平衡和微调。”叶笃初说。
“这种决策机制经过20多年的建设，已经习惯成自然。”中央党校王贵秀教授表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种决策机制就被作为一项政治制度来看待和贯彻。
在叶笃初看来，把习以为常的决策过程进一步制度化、程序化和正常化就是当前中央决策的一大特点。
地方创造力
在这次系统性调研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伴随着五年计划放松为五年规划，地方提高创新能力的重要性被频繁强调。在河南、江西、湖北，在上海、天津、安徽、广东都如此。尤其是在深圳，“特别能创新”成为经济特区之“特”的基本内涵。
曾是深圳市行政体制改革方案设计者之一的深圳大学管理学院马敬仁教授指出：“这次‘十一五’规划制定之前的调研，其中一个主要精神是强调各地要创新发展模式。而这种要求各地进行自主创新的思路是极为迫切而重要的。”
马敬仁认为，现在深圳面临第三次创业，而东部其他地方也面临着经济结构、行政制度等方面的转型。东部地区下一步要放手加大政府自主创新力度，从而继续成为整个国家发展的动力。同时，为避免中西部地区与东部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不能再制定全国统一的政策，实行一样的制度，也不能简单地让东部帮中西部，而是提出让地方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主进行综合创新，探出自己的路子来，从而实现各地协调发展。
“但这种提法与传统的各自为政的土政策还不一样，这次基调是定在创新这个层面上。”马敬仁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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