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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上午10点50分，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路，图书批发市场。250包新版《随想录》从货箱卸下，撕开牛皮包装纸，深蓝封面上橘红色的“巴金”签名映入眼帘。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120多字的代序《没有神》手迹，赫然表达巴金的坦诚和勇敢。46万字的新书捧在手里有一种厚实的触觉，150篇文章，每一篇都是巴金对于“文革”深刻的忏悔和反思。
《随想录》曾经在8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坛引发了一场历史回顾与反思的热潮，使“讲真话”成为全社会奉行与呼唤的人格品质。巴金先生离开人世这个不平凡的时刻，阅读这部被认为凝聚了巴金伟大精神的经典作品，成为人们追忆巴金的一个重要活动。
“可等到了！这几天好多书店打电话来问，光是订单就下了将近1000册。”卸完书，作家出版社门市部朱经理擦着额头的汗，长长松了口气。和图书批发市场一样急切，西单图书大厦和王府井新华书店也早已安排好专柜，虚席以待。
年轻读者小邓在图书大厦附近上班，午休时间，他再次前来寻找《随想录》。得知下午就能运到，小邓难以掩饰自己的激动。他告诉记者，从小学读《繁星》、《鸟的天堂》开始，他接触了巴金的很多作品，最喜欢的还数先生晚年撰写的《随想录》。
“他让我明白，文学不是抚慰品，而应该是言为心声的人生见证。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的话。”
1978年12月开始动笔的《随想录》，在香港《大公报》副刊上陆续发表，期间受到不少非议。加上长时期的疾病缠身，以及担心报纸编辑面临的压力，巴金感到窘困。
但先生讲真话的决心是坚定的，他在《随想录》的序言里写道：“我不曾搁笔，因为我一直得到读者热情的鼓励，更多的人给我送来同情和支持……”这些支持中就有原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
据范用回忆，1984年，他向巴金提出分册出版《随想录》的建议，“巴老很是高兴”。三年后，书一字不改地出版了，共有五册：《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
巴金研究者普遍认为，《随想录》名称由来与俄国作家赫尔岑有关。根据《巴金自传：文学生活五十年》记载，1973年，被打成“黑老K”的巴金得到允许，“搞点翻译”，他便开始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正是这本从30年代就开始喜爱的作品给了他重见光明的信心。
北京学者李辉撰文悼念巴金先生，特别提到了《随想录》巨大的精神价值。他说：“我们必须看到《随想录》发表的具体历史环境，在乍暖还寒时节，中国思想界仍处在徘徊、迟疑的阶段，起伏不定、忽紧忽松的局势，使许多人无所适从，往往以缄口不语而为上策。但巴金没有沉默。他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
新版《随想录》的出版者——作家出版社是第一次购买到巴金作品的版权，总编室主任刘方告诉记者，这次出书大家都怀着悲痛和崇敬的心情。经过沟通，巴金同意将写于1993年的《没有神》作为新版本的代序，加在三联版的序之前。没想到书还没有印完，这篇代序成了巴老的绝笔。
金台路市场的门市部，《随想录》摆上书铺，小小的店面顿时热闹起来。发行部副总经理董汶说，这次本来要1000册，现在紧急加印20000册，争取下周二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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