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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四十的代课教师李建新是渭源县会川镇罗家磨村福和希望小学的代课教师，该校的代课教师也占了全校教师的近半。李建新1984年9月成为罗家磨村的民办教师，但因故未被转正。因此，尽管渭源县有20年教龄的公办教师已能拿到1200元／月以上，但他这个代课教师的工资仍一直是40元／月。直到前两年他考取了大专文凭，工资才被升到80元／月。
李建新多次获得县、镇两级优秀教师称号。在他家的墙上，挂着去年荣获县优秀班主任的奖状。每年他都会参加考上了大学的学生的一些谢师宴。他缺钱，但每次仍会送学生五元钱表示心意。“今年我们村的学生朱艳霞考上了大学，我举杯祝福她，她深深地鞠了一躬，那时我看到她泪流满面。我很感动，觉得过去所有的受苦都值了。”
但这些精神上的成就感丝毫不能缓解他的现实窘迫。现在他正在上中学的一对儿女，年学费共达3000元，而他80元／月的工资即使不吃不喝，一年也只能攒960元，因此学费主要靠12亩地勉强供养。“已经十多年没有给两个孩子买过哪怕是一件新衣了。”李建新含着泪说。他记得只在女儿5岁时花5元给她买过一条裙子，在儿子6岁时花3元给他买过一顶军帽，此后他们的衣服都是希望工程捐助的旧衣服，现在住校的儿子生活费每星期只有6元。但儿子非常给李建新争气，曾获全国初中生化学竞争甘肃赛区第一名，上了高中后也从未下过全校前三名。李建新对此却又高兴又悲伤：“儿子一定能考上清华北大的，但如果考上了，钱从哪儿来？”
县委副书记李迎新曾问他：“你凭什么坚持下来？你为什么没有出去找工？”李建新颇为感伤：“首先是我对转正还怀着希望，20年来我都相信国家总有一天会想到我们的。还有，我都快40岁的人了，大好的青春也全部在这上面了，打工也不可能有人要了。”
同样20年来拿40元／月工资的会川镇本庙君安希望小学的代课教师谢毓新，生活压力比李建新更大。他的儿子正在读大学，每年的学费要四五千元，他已经连本加息借了2万元了。李迎新问，如果转不了正怎么办，他嘴唇蠕动了一阵说： “实话告诉你，我真有点坚持不住了。”李迎新就把这些实情写进了报告。李建新得知这个报告在《甘肃日报》上发表了，就在邮局里买了一份，坐在邮局外的台阶上一边看一边流泪。带回家后，家人、亲戚、邻居都抢着看，奔走相告，说渭源来了“青天大老爷”了，代课教师有救了。
看到这一报告后，华南师大附中的退休教师郑千一老太太流着泪给李迎新打电话，并捐助渭源的希望小学数万元经典教育读本，而长期支援西部教育的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张佩英联系热心人士给谢毓新寄了3000元。谢毓新在给李迎新的感谢信中说：“现在李书记把这件事摆在了阳光底下，让天下的人都知道，太好了！”本报记者这次回访时看到，他把信的底稿和“中国希望工程园丁奖”的奖牌一同放在一个红色的盒中，这是他1996年获得的荣誉。
当记者问他，给多少一个月工资就会觉得满足，他说是三四百元。这和大多数受调研的代课教师告诉李迎新的答案一致。
中青年代课教师意欲出走
报告摘要——对于他(一位代课教师)的坦率和真诚，我无言以对，即便是他说现在就走，又有什么理由留人呢？然而，如果没有他们，谁来支撑落后地区农村的基础教育呢？
刘福荣告诉记者，他当时之所以讨得起老婆生得起孩子，是因为当时父母积蓄了一笔钱，而不少青年代课教师，连老婆也讨不起。
这和西北农村的聘金习俗相关，部分青年代课教师根本付不起送给女方家庭1万至2万元的聘金。他们每年才四五百元的工资，即使不吃不喝20年也攒不到1万元，所以只能单身。
和老代课教师王政明同在张家堡小学的代课教师刘秉章已经32岁了，也因付不起聘金至今单身。几次相亲中，他颇受刺激，他告诉记者：“几乎每相亲一次，女方得知我是代课教师，甩头就走。还有的抛下一句话，你40元一月的工资，是你养女人还是女人养你？”所以他想努力转正，贷了3000元款考取了大专文凭，并成为了学区的教育骨干。“但现在还是不能转正，不要说讨老婆，就是这3000元债，十年都还不完。”他叹了口气，“我们在学校不如公办教师，在农村不如农民，我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也说不清楚。”
北寨镇的代课教师王维宏今年已经39岁了，也是北寨学区的教育骨干，他颇为伤感地告诉前来调研的县委副书记李迎新，人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自己却每况愈下。并说下一学期自己也想外出，去新疆摘棉花或受聘私立学校。
他的这个想法和北寨中学的青年代课教师陈廉儒直接相关。陈廉儒原来是该校高三的语文教师，前几年应聘到西北条件较好的酒泉一家私立中学，月工资2400元，早先家里穷得一塌糊涂，现在不仅还清了贷款，还盖起了一院青砖大瓦房。记者发现，陈廉儒现象已慢慢在渭源县那些有能力跳槽或打工的青年教师中扩散。
这种现象让北寨镇的学区校长于建邦很不安。北寨公办教师有101人，代课教师54人。其中三个教育点各有一名教师，均在偏僻山村，公办教师不愿去，所以都是代课教师撑着。于建邦告诉记者，代课教师至少承担着学区一半的教育任务，他们一走，北寨学区就会崩溃。
所以，每次开学时，于建邦就开始发愁。为了从感情上留住代课教师，于建邦从极其贫乏的办公经费中挤出钱，过节时给每位代课老师加送50斤面粉，劝说他们“要一切为了孩子”。这些行动感动了不少代课教师。
但对于这些坚持下来的代课老师，于建邦校长的感觉和接受记者调查的其他校长一样心情矛盾：“我一个公办老师每天40元，而他们一个月才40元，严重的同工不同酬。从工作上我当然希望他们留下来，但从内心上又觉得太亏待他们了，很愧疚……”
而有一所小学的校长，为了动员代课教师能够在开学时回到学校，年前就买上礼品挨家挨户去拜年。更有一些贫困村镇的学校，由于代课教师流失严重，不得不将一些初中毕业生，甚至小学毕业生请来当代课教师。
要从根本上来解决代课教师问题
报告摘要——“代课教师”是一类不被社会所关注的“弱势群体”，他们生活在农村的最下层，他们的收入连维持自己生活尚且困难却又不失作为“人师”的尊严。如果说要解决“三农问题”的话，那么“代课教师”是“三农问题”中最希望能够得到解决的问题。
新华社报道，甘肃省现有农村代课教师3.2万多人，占到农村小学教师的28.2%。西北师大副校长、教育学学者王嘉毅教授告诉本报，西部12省、市、自治区的代课教师共有50.6万人，约占西部农村教师的20%。他认为渭源的代课教师状况在西部很有代表性。
为什么代课教师的待遇如此低下，渭源县为什么不拿出一定的财力解决这一问题？一开始，对基层不甚了解的这位挂职县委副书记李迎新也疑窦重重。
但很快他弄清，想依靠县财政来解决渭源代课教师问题根本不可能。目前渭源全年的财政收入大约2000万元，只够付全县5000名教师及公务员一个多月的工资！其中教师占了3000多人，教育经费已占该县总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近亿的财政空缺，均要靠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
整个甘肃的贫困市县的情况也相似。甘肃全省88个县(市区)中，有一半是国家重点扶贫县，有60多个县(市区)要依靠国家财政补贴才能撑下去，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8年列全国末位，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尽管自1999年来，全省教育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基本上都在30%左右，但县级财政大大超出了这个平均水平。民盟甘肃省委的一份调查显示，甘肃有些贫困县的教育经费支出已占到财政总支出的80%。就是说，这类县只要给老师发发工资，其他所有的公共事业就都将做不了。
所以，渭源县针对这些代课教师，尽管已经多次召开过专门会议，准备适当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但终因财力拮据无法兑现。并且，县级财政为了减小财政支出，就开始严格控制公办教师的编制，以致一些师范毕业生因缺编当不上老师，而良莠不齐的代课教师长期撑着贫困地区的农村教育。这笔财政账是很容易算的，进一个公办老师所要支出的工资可以请10个甚至30个代课老师。
李迎新对此反复在心里折腾：“渭源县基础教育的出路在哪里？谁能帮助渭源县走出这一困境？”
李迎新思考的结果，认为有必要修改我国义务教育的投资主体。他说：“西部面临的财政困境，其实已经充分地说明，有关政策中规定让县级财政来负担义务教育的支出已经不符合贫困地区的实际。这样只会使越穷的地方越办不起教育，越没教育越穷。”他认为，义务教育应由国家财政来直接投资，才可能缩小教育上的城乡差距、东西差距，才可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资金困难造成的代课教师问题。
他把这一想法在一次大学同学的聚会上说了，一开始他那些事业有成的同学均没注意。他一下子就急了：“代课教师20年来拿着每月40元的工资，你们知不知道？农村教育已经很危险，你们知不知道？”他越说越激动，指着他们那桌丰盛的饭菜说：“这样一桌，对我们来说只是三四百元，对代课老师来说，就是一年的工资啊！”说到此处，他的泪水夺眶而出，顿时一桌无语。(注：本文原标题为代课教师艰辛执著震动人心县委副书记动情上书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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