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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媒体冠以“敢讲真话”的教育部前副部长张保庆，日前又有惊人之语。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像解决困难学生助学贷款的事情，下边根本就不听嘛，连这样的政策都不执行，还说别的吗？”
张保庆又一次讲了真话。以教育乱收费为例，中央发了多少文件？但仍有不少地方的教育官员和学校巧立名目，照收不误。有教育专家保守测算，最近10年来，教育乱收费总额已超过2000亿元。
对此，张保庆颇有点遗憾地对媒体说：“真话我是一直在说，不过以前我一般只是在教育部门内部说说，而没有在社会上公开说。如果这几年你们出席过教育部年度工作会议，你们就知道我怎么看待教育形势，怎么看待扩招，怎么看待收费，怎么看待乱收费，怎么看待资助困难学生。总之，我都讲了，反复讲，但社会上不知道。”
“张保庆的遗憾”让人遗憾。由于“社会上不知道”，所以公众就无法呼应他的真话；官员们虽然都知道，但因为如果照办的话就会损害自身的利益，所以他们就当成了耳旁风。张保庆许多极有价值的真话因此也就变成了纯粹的空气振动，这实在令人惋惜。而为张保庆带来“敢讲真话”的声誉并产生了良好社会效果的，只有他退休前不久的那次“公开点名批评8省区”，这一次他不是“内部说说”，而是“在社会上公开说”的。
张保庆的经验和教训都证明，如果要让“中南海制定的东西走出中南海”，那么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有了真话就应该尽量“在社会上说”，而不要仅仅是“内部说说”。“内部说说”因为没有效果，等于没说，所以不是真正的真话。只有“在社会上说”才能起到动员社会舆论和公众监督政府的作用，才能真正维护中央的权威。
中山先生有言：“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管理众人的事，不让众人知道和参与，怎么可能管得好呢？
当然，“在社会上说”真话，可能会触犯了官场的某些“潜规则”，可能会给讲真话者带来一定的风险。但在现代政治文明的理念日渐深入人心的今天，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张保庆刚卸职的时候，有很多公众对他的命运表示关心。如果不是因为他敢讲真话，还会有这么多人关心他吗？张保庆自己有诗云：“最坏无非芹与薯，不是落魄是国忧”。我希望那些潜在的“张保庆们”，有了真话，在社会上但讲无妨，如此才能免于像张保庆那样，退休之后才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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