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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关，西吉县吉强镇L村的老秦两口子却愁喜交加。和大多数即将做公婆的人一样，他们对儿子的婚事充满了期待，但因儿子要在银川安家，一切都得照“城里人”的标准，老秦于是“增援”了2万元的房款，给未来的亲家8000元彩礼，订亲时又给了准儿媳800元的“挂锁锁”钱。东拼西凑筹集了这些款后，老秦已经两手空空了。
而这仅仅只是婚礼进行曲的前奏，接下来将搬上日程的还有家具、婚照、迎娶、宴请、婚庆……每一项都要和一把把的票子挂钩。一想到这，老秦就愁得“眼睛里滴血”，不禁对记者慨叹：“现在就算卖掉房子，我们老两口在树杈上安家都不顶事，已经变不出一分钱了！幸亏只养了一个儿，当初再多生一个，我这条老命真是保不住了。”
今年年底，老秦的儿子准备在银川筑起爱的小巢，他在兴庆区购置了一套90多平方米的房子，首付需4万多元。因工作短，自己和女朋友凑了2万块钱后，就再也拿不出来了，便向父母张了口。老秦和老伴抖光了所有积蓄，把家里的胡麻和土豆变卖一空，又奔波于亲邻之间，最后给儿子凑齐了2万元房款，此外还有8000元彩礼和800元订亲费用。
老秦今年刚过半百，因有了些年纪，如今一年只能打两个月工挣1500元钱，其余时间都在家操持10来亩土地，常年面朝黄土背朝天，他的身子已经佝偻。他的老伴也已48岁，为了给儿子筹款结婚，瘦小的她便去给邻居收装土豆，把一整袋土豆装好扛上卡车才挣3毛钱。有一天上午，她拼命装了30麻袋土豆，等攥着9块钱回到家时，腰怎么也直不起来了，在炕上整整躺了一天。
孩子结婚，父母难道非得插手？有经济能力的倒也罢了，既然没有这个能力，为什么还要把双方都“逼上梁山”？面对记者的提问，老秦摆出了3个理由。
首先，从个人良心上来说，做父母的不能对不住儿女。人养儿不就是为了娶媳妇传宗接代吗？我把钱存下来，总不能带进棺材吧？所以当儿子一提钱不够，我就坐不住了，就算把身子苦成三截也愿意。
其次，我儿现在银川工作，结婚置办不好，他会在同学和同事面前脸上无光。娃娃和爹妈是相互挣面子的，我儿能在银川成家，说明他有能耐，这让我在村子里也很体面，我也不能让娃娃为难。
再次，相比之下，我亲家还算比较开通，虽然要了8000元彩礼，但承诺给娃娃买“三大件”，这就很不错了。不像村里有些女娃出嫁，爹妈一张口彩礼就要一万七、两万四，把男方家逼得直想上吊。
对多数人而言，结婚是人生大事，故而此项消费尤为“慷慨”。据去年8月对北京、上海等10个城市3000多名常住居民的调查，2000年后的结婚花费是20世纪70年代前的46倍，由以前近70%%居民的1000元以下发展到如今90%%以上居民的数万元。花费项目由实用性发展为表现性，从婚宴和添置家具发展到首饰、礼品、拍结婚照、蜜月旅行、请婚庆公司等。虽说多数人都进行了仔细规划，但仍有许多人超出预算，绝大多数新人都出现了负债情况(即结婚时贷款买房，婚后每月还贷)。
结婚费用的膨胀速度如此惊人，但据资料显示，现在全国约有五成子女该项费用都由父母埋单。宁夏大学法律系王老师分析，形成这种“啃老”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结婚费用的迅速上涨；其次，越来越多的长辈对子女的经济依赖性逐渐减弱。这些都造成了目前年轻人的结婚费用大都需由双方父母共同承担。
银川市某律师事务所曹慈义律师说，我国《婚姻法》虽然规定了父母有抚养教育子女的义务，并且必须无条件履行，但这仅限指未成年或虽已成年但无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否则父母就没有抚养的法律义务。对于子女结婚，从法律上讲，父母没有一定要提供物质帮助的义务。从民法意义严格来说，父母对子女提供物质帮助是一种赠予行为，是一种单方法律行为，赠予人是出于自愿，受赠人没有提出要求的权利。
现今，年轻人因经济能力有限，结婚时“劫”穷父母已成社会普遍现象。经了解，老秦的儿子和女朋友每月收入共2500元左右，双方又都来自普通农民家庭，新房的布置却与别人无异。但因为缺钱，房子里至今没有一样家具。老秦说，订亲那天准儿媳哭了，嫌她爹为什么要收下彩礼。我亲家最后拍板说：“你别哭了，到时我给你把电视、冰箱和洗衣机陪上还不行吗？”女娃当时来了一句：“那电视总不能放地上吧？！”
市民王建宁说，结婚费用一直攀升，这虽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但不可否认其中存在攀比现象。两个人的感情不是靠“房子、票子、老子”维系，需要在岁月的长河中慢慢磨合。结婚时钱多就多花，钱少就少花，如果眼睛长在头顶上，到头来不但苦了自己还累垮了爹妈。
也有人对家长的做法提出异议。市民谢先生认为，中国的父母从来都秉行“老黄牛”式的关爱，他们没有从小教育子女自立，任何事情都一味地大包大揽，孩子结婚时“啃老”是这种畸形关爱的必然结果，家长只能自食苦果。
如此看来，应当反思的不仅仅是年轻一代，整个社会都应该积极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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