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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整个海河改造中一项重要工程，解放桥今年将再次进行维修养护，而且要被抬高。
这座老桥应该说是一件非常珍贵的文物，是和天津人生活联系得最为紧密、备受天津人喜爱的一件建筑性文物，因此有关在她身上发生的一切，都会引起全市人民的关注。的确，天津人在解放桥身边长大，这座铁桥就像一位耄耋“老人”，80年来凝望着从她怀抱中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的一代代天津人，见证着人间一幕幕悲喜剧。
解放桥设计者之谜
谈论解放桥，首先要说她的来历。
关于解放桥的史料，报载已有不少，譬如她建成于1927年10月18日，原名万国桥，别名法国桥，日本战败投降后也曾叫过一阵子中正桥等，知之者众。但是，是谁设计的这座大铁桥？记者找不到这一方面的资料。有关史料详细地记载了当年工程招标时的情况，说有17个投标商，设计方案多达31套，经反复权衡，最后选中了美国芝加哥布施尔泽尔桥梁公司的设计方案，唯独没说设计者是谁。
多年来社会上有那么一种传说，说“这座风格独特、现代感极强的铁桥，设计是出自法国建筑设计大师居斯塔·艾菲尔之手”。这倒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说法儿”，如若真是这样，作为文物，万国桥身价倍增，可惜谁也拿不出证据。
对此，天津市市容委总工程师崔世昌质疑说：“设计者是艾菲尔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那时离他逝世相距不到两年，建造桥梁是要到实地考察的，他不大可能在那时到天津来，并主持建造这座大桥。”
为此，记者特意查考居斯塔·艾菲尔的传记，得知这位法国建筑大师逝世于1923年12月15日，这时间恰巧是万国桥开始动工的年份。也许有人会这样猜测：建筑工程设计在先，万国桥1923年开工，其设计按规律要在一两年前形成，艾菲尔是否在去世之前已经完成了万国桥的设计？记者在文献中发现，艾菲尔在他去世的两年前、他89岁的时候，就已宣布要闭门著书，结果他在两年内写出了3部堪称世界建筑遗产的专著，这期间他大概不会再接设计任务，特别是一座远在东方、规模并不是很大的万国桥。人们的传说，恐怕是出自对“法租界”、“法国桥”、“由法国达德与施奈尔公司建造”、而“艾菲尔又是法国著名钢材建筑设计大师”的联想。
因此说，万国桥的设计者至今仍是一个谜。他会是谁？但愿有知情者告之。
见证津门抗战：拒绝日军过桥
天津抗战时，万国桥曾在关键时刻帮过中国军队一个大忙。
那是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不久的事。
“七七事变”发生之后的第10天，即7月17日，日本政府召开五相会议，决定调集40万日军攻打中国军队，全面开始侵华战争。7月26日，日军攻打北平的军队已增至10万人。他们兵分三路：第一路，关东军酒井、铃木两个混成旅团由热河向北平北侧进攻；第二路，由朝鲜调来的第20师团(师团长为川岸文三郎)向北平南侧进攻；第三路，以华北驻军河边旅团为基干，向北平东侧进攻。同时另有从日本国内调来的第5师团(师团长为板垣征四郎)配合海军进攻天津。面对疯狂入侵的日军，驻守北平的第29军第37师及其他部队广大官兵奋力抵抗。
是时天津战局表面平静实际也已剑拔弩张。天津守军断定日本侵略军迟早会对天津下手，因为天津本身就有一个日军的大本营，即由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经营了多年的日本租界，同时天津还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水上航运可由天津万国桥桥头，直达日本的各个港口，日军进犯中国华北，由本土运往中国的军队和物资，必须要经过天津。因此天津守军决定与其等着挨打，不如主动出击。
当时天津守军兵力很弱。受《辛丑条约》的限制，当年天津市内不能有中国驻军。1935年张自忠名义上把国民党第29军第38师调驻天津，实际上守卫在天津地区的兵力仅有独立26旅、黄维纲旅和手枪团，其中一部分部队还得穿保安队服装，更名为保安队。
7月29日凌晨1时，天津抗战的枪声在整个市区打响。独立26旅的一个营和保安队第三中队配合手枪团进攻海光寺日本兵营；保安队第二中队配合独立26旅负责攻击天津总站及东局子日本飞机场；保安队一中队负责攻取东车站，即今天的天津站。
战斗打响后，由于是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日军起初受到重创。一小时后，装备优良、训练有素的日军迅即发起反攻，驻扎天津外围的日军也火速增援各被攻击的据点，形势逐渐逆转。
守备在火车东站的日军本来不多，只有一支小队，但有日本航空兵团的一支部队碰巧临时停留在那里，两者合起来约有400余人。率领保安队一中队攻击东站的是宁殿武，由于事先没有摸清日军的人数，以为只有一个守备的小队，加之人数众多的日军又拼死抵抗，进攻遇到强大阻力。而这时，日军的援兵又沿着海河南岸向万国桥冲来。假如此时这股援军冲过了万国桥，攻击东站的中国军队腹背受敌，攻势立刻会被瓦解。
然而就在这时，万国桥中跨之上的桥面在尖厉警报声中徐徐开启，桥头处用沙袋垒起的工事上架起了机枪———连法国人都难以忍受日本人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恶行，驻守法国租界的法国军队以保护本国租界的名义，不允许日军通过。那时德、法之间尚未开战，日军对守卫在万国桥上的法军无可奈何，这就让攻击东站的中国军队赢得了时间。激战两小时后，日军被逐出东站，退缩到一个仓库中死守。宁殿武不仅赢得了攻打东站的胜利，还能抽调出一部分兵力去增援攻打海光寺日军兵营的手枪团。
见证日本特务谋害：津门报业抗战人士
抗战时期，天津两位著名的报人生宝堂和刘髯公，全是在万国桥上落入日本特务设下的陷阱，最终死于日本特务机关的酷刑折磨。
1915年，法国天主教神职人员雷鸣远在天津创办了《益世报》，此人具有开明的进步思想，因此《益世报》能够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评判一些大是大非，受到读者的好评。例如“五四”运动爆发后，《益世报》积极支持天津爱国学生的反帝运动，深受当时天津爱国学生领袖———周恩来同志的赞赏，以致周恩来后来赴法勤工俭学，仍然不断地为《益世报》撰写文章。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日本侵华野心昭然若揭，《益世报》大胆揭露日寇侵华罪行，大量刊登各地抗日的新闻，同时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呼吁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团结起来，共抗外敌。《益世报》的报道，让盘踞在天津日租界的日本人非常狼狈，日本人恨透了这张报纸。1937年8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天津后不久，日军宪兵就逮捕了原《益世报》经理刘豁轩。这时生宝堂临危受命出任报社经理，率领报社同仁继续对抗日本强权。生宝堂置日本当局的威胁于不顾，拒不刊用日本同盟通讯社的稿件，而是以意租界为掩护，继续在《益世报》上刊登各地抗战新闻和爱国文章。日本当局严禁《益世报》在市区发行，生宝堂便派人把报纸偷运到海河南岸的英、法租界去零售。
《益世报》不屈不挠的精神激怒了日本侵略者，日本当局决定除掉这份报纸，除掉生宝堂。但是，由于生宝堂住在万国桥南侧的法租界，报社在万国桥北侧的意租界，欧洲战事尚未爆发之前，日本人还不敢在其他租界里过于放肆。日本特务便在摸清了生宝堂的底细之后，把埋伏地点设在了连接意法租界的万国桥上，此桥是生宝堂上班或回家的必经之路。一天，生宝堂大意了，以为万国桥很短，汽车一脚油门便可开进法租界，而且他的汽车牌照是法国的，司机也是法国人，以为不会有事。不想一群日本特务化装成普通人，他们设法拦截住生宝堂的汽车，竟以土匪绑票的形式劫走了生宝堂。生宝堂被抓进日本宪兵队，在那里他受尽严刑，被活活地折磨致死。《益世报》被迫停刊。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另一位著名的报人刘髯公，在相同的地点，以相同的模式，也被日本特务抓进了日本宪兵队。
刘髯公1923年创办《新天津报》，随后还创办了《新天津晚报》和《文艺报》等5种报刊。“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鲸吞中国东北，刘髯公运用他所有的报纸和刊物宣传抗日救国。1937年8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天津后，刘髯公愤然以停刊示怒，他在《新天津报》上发出号外，向天津父老告别。日伪政府试图利用这张报纸为他们邀买人心，同时想把刘髯公这位名人拉进维持会，因此对刘髯公威胁利诱，不惜使尽各种手段。然而刘髯公不为所动，拒不复刊，更不肯为日寇服务，还把日本当局派来的信使斥骂一通。
一天天降大雨，住在意租界的刘髯公听说附近东天仙戏院(今民主剧场)门前聚集着上千名无处可去的难民，他不顾家人阻拦，乘车冒雨到东天仙戏院前查看民情。当他看到千百名难民任凭大雨浇淋，便打电话与东天仙戏院的产权人、法国仪品公司董事长联系，提出先让难民们住进戏院避风躲雨，租赁戏院的钱由他支付。回家后他又与有关人士约好第二天去法租界共同商议如何救济难民的事。岂料第二天上午他的汽车刚从意租界驶上万国桥，埋伏在桥上的一群日本特务，就像绑架生宝堂一样劫走了刘髯公。
据说在日本宪兵队的刑讯室里，面对残酷的刑讯，刘髯公始终以训斥和咒骂回击日寇。日本特务软硬兼施，打完之后请他喝茶、谈判，要他继续办报，宣扬日本人所谓的“中日共存共荣”。刘髯公铮铮铁骨，骂不绝口，敌人恼羞成怒再次对他动用大刑。
3个月后，经家人及亲友多方取保，刘髯公被允许接回家中养“病”。回家后由于刑伤太重，伤及内脏，不到半年刘髯公抱恨而去，年仅45岁。
见证多少人间悲剧
万国桥开启后通航大船，说明其桥下航道很深，此乃好事，但于另一方面也是坏事，例如时常有人把她视为理想的自杀之地。
万国桥建成之后，曾有不少穷苦百姓，被种种苦难压得喘不过气来，一时想不开，跑到万国桥上纵身一跃命赴黄泉；也有不少赌徒、破产的商人跑到万国桥上扎进河底寻了短见。桥下水深，人跳下去转眼之间就不见了踪影，别人想救都捞不着，自杀死亡率极高，而且传说从这里可以漂向大海，因此人们愿把这里选为自杀的场地。据说当时有个名震全国的京剧名角，演戏多年一招一式极其认真，从未出过半点差池。不想一次在天津演出《八大锤》时，此君扮演前往敌营断臂说降的王佐，表演中他一时疏忽举错了胳膊。观众眼尖，一看在断臂之处又举起了手臂，哄堂大笑。这位名角羞得无地自容，除了再也不演《八大锤》外，过后逢人就讲，说当时自己恨不得跑到万国桥上跳下去。他也选择万国桥，足见对于自杀者而言，万国桥的名气有多大。后来法国人在桥上常设警察，除为保卫大桥的安全，也为防止有人跳桥。
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特别是在天津沦陷在日寇之手的那一时期，万国桥见证过多少人间悲剧？有的虽然不是跳桥自杀，但命运也在万国桥那儿突然逆转，变得生不如死。
当年万国桥下左右全是码头。日本侵略军从华北农村抓来的许多农民，被火车押运到天津，又从这里被押送上海轮，从此背井离乡地成了日本的劳工。在天津，日本当局不敢明目张胆地在大街上抓人，便以招工为名骗走无数青壮年强迫他们做劳工，例如后来的天津曲艺艺术家李润杰，当年就是其中的一个。
1931年春天，14岁的李润杰在天津一家鞋铺里学徒。一天吹毛求疵的师傅又要打他，他本能地用手护住脑袋，师傅一巴掌打来，正好拍在他握在手中的锥子上。锥尖刺破了师傅的手掌，于是，他大怒，抡起板凳殴打李润杰，然后还要把他赶出鞋铺。
李润杰家住乡下，离开鞋铺无处安身。他在南市“三不管儿”一带溜达，猛然看见有人招工，说是日本的“吉川土木公司招工”，待遇优厚，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以为是有了着落。当晚李润杰同许多应招的工人被日本人带到万国桥，在那儿走下码头上了船，从此开始了地狱般的生活。他们被运往东北鞍山的郊外，在一处军事重地上干活儿，身边有日本鬼子的刺刀，四周有通电的铁丝网。每天他们不分昼夜地劳作，累得吐血，还是逃脱不了日本兵皮鞭、木棒的虐待。他们知道上当了，但已经晚了，有人想逃，结果不是被电网电死，就是被日本兵抓回来绑在木桩上，用刺刀当众刺穿了胸膛……李润杰是幸运的，日本投降后他回到了天津。但他身边的许多难友，却再也看不到万国桥了。
见证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
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金汤桥比万国桥出名，原因是解放军东、西两路攻城的部队冲破坚固的城防工事之后在金汤桥上会师，拦腰截断了天津守军南北之间的联系。但实际上，解放军在万国桥上及其附近的战斗也同样打得十分精彩。
万国桥更加靠近市中心，北侧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东站，南侧是金融一条街和国民党各重要机构的所在地。所以国民党守军在万国桥头修筑了坚固的工事，派驻重兵，把万国桥当作北翼守卫城南的最后一道防线。对于攻城部队，万国桥是解放军在河西、河东两大战区迂回穿插的唯一通道，同样是一势在必夺的战略要地。
1949年1月15日拂晓时分，解放军东野一纵三师二团经一天激战冲进市区后，沿海河南岸插到了万国桥跟前。桥头守军开始抵抗。为减少伤亡，同时又迅速地拿下大桥，二团五连指挥员派一排战士从万国桥上游200米处强渡北岸，准备从桥北攻击敌人，同时率领二、三排战士猛攻桥南之敌。守卫大桥的是国民党第94军留守处的部队，装备精良，但是，由于已知上游的桥梁失守，知道大势已去，他们军心已经涣散，眼下一看解放军攻到自己眼前，而且还在渡河准备包抄自己的后路，心想跑晚了将被解放军两头儿堵截在这万国桥上，于是便有人开始在桥北溃逃。结果仅用20多分钟，解放军用了不足一连的兵力，就击溃了人数众多、武器先进且有工事可以依托的守军，占领了万国桥，俘敌50余人，还缴获了80多辆汽车。
更有意思的是，攻下了万国桥的五连，仅留一个排的兵力防守万国桥，其余两排的战士紧接着迅速地冲向河北区民族路，向驻扎在今日一宫附近的国民党第62军军部发起攻击，不仅攻陷了敌人的军部，还俘敌470余人。万国桥看到了解放军神勇，也见证了这一战争史上的奇迹。
(注：本文在编撰中借鉴了王凯捷、李克山、赵恩奎和杨村等同志发表的部分史料，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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