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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胡丁琦回忆，从小到大，她印象最深的事就是挨打。“六岁那年，有一次我没弹好琴，我爸从脚上把拖鞋拿下来甩到我脸上，我脸上都有拖鞋的印子。那次很刻骨铭心，以后就不敢不听话了。”
九年来，为了给丁琦找个好老师，胡东振夫妻省吃俭用，并辞去了工作，举家从沈阳搬到北京，再搬到深圳。学琴的费用一小时就是五六百元。“别说五六百，再高他们也会付的。为省钱，他们俩不舍得去看病。”胡丁琦一脸平静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然后她又以一种过来人的口吻说，“但要说现在，我很感谢父母，如果没有他们逼着，我可能不会自觉地去学这些东西。”
实际上，小小年纪的丁琦已经非常认可父亲一代的“游戏规则”：“今天我打你，明天你就会感谢我。”
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胡丁琦的生活变得相对单纯。她几乎没有节假日，不上学的日子，每天要花七八个小时练琴。她的课外读物主要是音乐随笔、音乐家的传记。父亲不让她买电脑，她就在学校或同学家上网，查查资料，听听音乐。她不打游戏，也不上网聊天。“我打字速度很慢，很少有人愿意和我聊。”丁琦说。
但她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琴呆子”，也不认为自己和其他同学有什么不同。丁琦说，同学喜欢的画画、唱歌、跳皮筋，踢毽子，她都喜欢；她也很关心社会上的其他事情，经常看新闻，以及一些历史书。“惟一不同的是，我有一个专业，这个专业需要花很多时间，这个时间让我放弃了许多玩的快乐。”
为了专心练琴，胡丁琦还害得全家都没电视看。有一阵子，父亲甚至把家里的电视天线也拔了。
在父亲近乎残酷的“成功教育”下，胡丁琦很快蜕去了孩子的贪玩和幼稚，变得特别成熟懂事。比如在买电脑的问题上，她说：“电脑会让我分心的。我这个年龄的孩子不是工作者，有了电脑以后不是拿来工作，而是去玩。”
对丁琦的懂事，许多同龄孩子的家长羡慕不已。“他们经常拿我和他们的孩子做比较。”丁琦说，“我也觉得现在深圳的这些同学阅历不足。他们从小一直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很少了解外面的人和事。他们不知道这么多人拼命学习是为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怎样生活，所以他们现在的学习是在熬煎时间、打发时间，浪费时间，我觉得很可惜。”她像大人一样评论着自己的同学。
对于父亲为她选定的这条目标明确的人生道路，丁琦相当满意。“首先要有目标，然后才会为它奋斗，这样生活就变得有意义，就不会让自己放松下来。”
关于挑选朋友的标准，丁琦非常肯定地说：“我交朋友，必须他的各方面都很优秀，因为我和他在一起时我能向他学习，我能得到长进。”
而当记者随意地问起丁琦：“你还看童话吗？”她的回答是：“童话只是让自己消遣、打发时间的。幼稚的时候必须读这些东西，但经过成长和学习，脑子灵活之后，会觉得这些东西很虚构，不现实。这也是我爸不让我看《哈利·波特》的原因。他怕我看了太多不现实的东西，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人就不那么务实了。”
今天的胡丁琦是个相当出色的孩子，不仅钢琴弹得好，文化课成绩也在班中数一数二，再加上她体恤父母、待人随和、谦逊勤恳，这些足以成为大多数家长继续对孩子施以严格“成功教育”的动力。确实还有更多的像胡丁琦这样出生于90年代后的孩子，被这样的家长不同程度地“改造”着、催熟着，也接受成人们为这个社会制定的规则。而在家长的喜悦之外，旁观者也有些许隐忧。
“邪童”·老练·智慧
超级自信，冷静而犀利的智慧，令人吃惊的过度成熟以及顺从功利规则的“分裂式”成长，这一切，似乎在这个社会中十来岁的孩子身上，都能或多或少地发现。
在上个世纪末，敏感的日本人就对这些幼小的孩子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直觉。在诸多的日本小说、漫画、游戏中，某个高智商帮派的首领，某个高科技组织的头目，或者某一个绝世高手，最终竟被不约而同地设定成一个幼小天真的孩子。比如，富坚义博的《猎人》，浦尺直树的《怪物》，以及最新一辑的《生化危机》。人们总是容易因为他们孩子般的样貌和笑容而失去戒心和防备，但正是这些看上去脑袋硕大、身体孱弱的孩子，却用一种超乎寻常的手段在刹那间给出了有力的一击。
当然，这些都只是虚构的故事，无法推及现实。但有趣的是，2005年初，出生于1989年自称是“泛90年代”的蒋方舟出版了她的《邪童正史》。这个曾在几年前肆无忌惮书写自己生活而声名大作的16岁女孩，写完“发育”，写完“恋爱”，这次又自比“邪童”登场，仿若顺应了漫画里的想像。
但事实上，“邪童”，在蒋方舟诠释的概念里，也许并不是大多数成年人所认定的贬义词，那只是一个带着老练的眼光无奈而玩笑般地看着世界变化发展的孩子，就像她身后的90后这一代人一样，没有恶意。
还是用文字来说话吧。蒋方舟的书中，充满了类似下面这样的语句：
“我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早熟。早熟的苹果好卖。”
“因为我是组长，所以有犯法的权力，就可以看别人的作文。”
“我们同性恋了吗？还没到生米煮成熟饭吧。”
“老师跳舞，脖子就是僵硬，但还是不知好歹地往前冲……我们不敢笑，从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已经把手举起来，准备爆发雷鸣般的掌声，即使天塌下来，规矩依然照旧。”
“宇文宇下车后，我忧心忡忡地问他：‘就俺们两个？孤男寡女的？’宇文宇答道：‘哼！我们又不发生性关系！’”
“说说我的生死观：虽然我很佩服那些活了一百多岁不死的人。但老得实在没风格的，我也不太欣赏。”
她还写了这么一个故事：
唐老师常常与唐夫人在路上散步，还推着一个小车，里面装着个小弟弟。赵美云，冯胖胖，我，争着跑上去，逗小弟弟：
“哟，好好玩呀！”
“哟，好可爱呀！”
“哟，好漂亮啊！”
唐老师和唐夫人走远了以后，我们纷纷对小弟弟说三道四：
“发现了吧？他有点对眼！”
“嗯，还留了一撮毛。”
“跟我们班宇文宇一样的！”
“好看吧？”
“不好看！”
对蒋方舟现象的评论有两种：一种认为，她大胆地突破了传统的空间，毫不虚饰地表达了新一代人的真实想法。她代表了求新、求变的趋势，青春是好的，年轻是好的，这是社会和文化的进步方向。另一种则认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和文化的转型更为剧烈，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容易不假思索地认为凡新的都是合理的、正当的。以“时代”的名义，缺乏理性地、近乎本能地“拜新”，这是一种病，是一种毁坏文化的逻辑，因为文化绝不仅仅是变，它还是传承。
韩寒、郭敬明等人眼中的90后
90后的这群孩子，是看着80后的作品成长起来的，尽管不同，但他们身上，必然留有80后的影子，那么，80后又是怎样看待他们影响了的这些孩子呢？他们是否感觉到这种影响是一种责任呢？《瞭望东方周刊》带着问题分别采访80后的几位代表人物，他们最终的回答还是令人有些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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