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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陆续闭幕的各地“两会”上，“幸福指数”成为一个被频繁提及的话题。细读各地政府工作报告和“两会”的议案、提案，人们发现，各地在制定新的发展规划、指标时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问题越来越占有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国计”更多地、也更密切地围绕“民生”展开。
中央党校研究员曾业松认为，将公民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作为检验政府工作的终极标准，意味着“以人为本”正在真正成为政府的核心执政理念。
“老面孔”淡出“新指标”醒目
在各地相继通过的地方发展规划中，工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外贸出口总额、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老面孔”正在逐渐退出政府的指标体系，被节能、科技、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新指标取而代之。
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十一五”时期单位GDP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目标，成为各地方规划的“共同选项”。一些省市还制定了降低水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量的指标。北京提出“十一五”期间水耗要降低20%，其中2006年降低5%。山西省提出万元地区生产总值平均耗水量年均下降8.3%，5年降低35%；万元地区生产总值污染物排放总量年均下降10%，5年共降40%左右。
“过去我们确定经济指标习惯做加法，想的、做的都是上项目、增加产值，而今我们也要学会做减法，就是要把能耗、水耗给降下来，这是‘十一五’规划的硬指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如是说。
一向发展速度较快的浙江，把未来5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定在9%以上，相对于这个省“十五”期间年均12.8%的增势，似乎显得“保守”，然而这一对全省经济结构调整和运行方式的重新“定位”，则是建立在不再比拼经济增长速度，而要兼顾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这个指导思想之上的。
上海、江苏、山东、广东等地，亦将“十一五”期间GDP增长速度纷纷调低。将循环经济、绿色GDP等指标纳入对地方成绩的考核之中。在经济逐渐步入快速增长期的中西部省份，各地规划中也透露出不“唯项目论”、不走“先污染、后治理”老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强烈信号，陕西省还提出要建立节能降耗统计发布制度。
“幸福感”受关注“满意度”成指标
城市噪声问题，农村医疗卫生问题，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房价高、上学难、看病贵，以及环保、治安等各类问题，无论事情大小，最让百姓牵肠挂肚的，也是地方“两会”普遍关注的。“幸福指数”这一概念就自然而然被引进了会议。
西安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把解决扩大城乡就业、健全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分配、维护民主权利、注重公平公正、保障公共安全、提高健康水平、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着力点，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全市人民的幸福指数。”
北京市统计局局长崔述强透露，今年北京将开展幸福指数研究，推出一套幸福指标体系，并将其纳入和谐社会指标评价体系中，将“幸福感”作为衡量北京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市民对生活境遇、工作境遇等的满意度都可能成为幸福指数。”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绝不仅仅意味着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在浙江省省长承诺的今年十项政府项目中，从就业、社会保障到农村卫生医疗、乡村基础建设等，件件与农民相关。
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说，要解决政府绩效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在制度上完善政府绩效评估。考核干部无论用什么指标，都不如“群众是否高兴和满意”这个指标来得实在、有用。
“硬性指标”减少“民生指标”突出
在经济学家眼中，地方经济发展规划的各项硬性指标减少，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收益分享，健全并公平地分配公共服务，是一个重要转变，反映了以GDP为核心的增长方式已不再是“十一五”期间的主流方式。
上海市的规划中共有5大类38项主要量化指标，这些指标被分为“预期性”和“约束性”两大类。过去指标体系中最受重视的经济增长率，被归为预期性指标；而事关民生的指标则成为了约束性指标，被放在了突出位置：到2010年，将有98%的市民得到各类社会保障，10%的老人享受社会化养老服务，社会安全指数达到100以上，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超过80%，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超过85%……在经济发展指标中，只有单位生产总值综合能耗下降率指标是约束性的。
“并不是所有指标都非完成不可。”上海市发改委有关人士解释说，预期性指标是争取达到，主要依靠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实现；约束性指标则是在预期性基础上强化政府意图的指标，政府要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和有效运用行政力量，确保实现。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认为，只有淡化经济增长指标，同时强化公共服务，突出政府责任指标，才可能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自主创新是未来竞争的制高点。各地规划中的另一项约束性指标，是“全社会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比重”，确定科技进步贡献率，与中央强调的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一脉相承。
北京市提出，要加大研发投入，力争2010年全市研发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6%，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地区出口比重达到38%；江苏、山东、上海等地不约而同地提出，“十一五”期间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专家评价，这个比例变化，意味着经济发展正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贡献率越高则增长方式越具有可持续性。
“指标体系”变化“发展观念”更新
一些学者研究了从“一五”到“十一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衡量指标体系变化，指出“指标”的变化的过程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历史进程。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主要采用工农业总产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总量指标。从1985年起，中央在确定“七五”计划的主要奋斗目标时，开始用国际上通行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计算。在“七五”计划确定的经济发展指标中，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并列。
2001年制定的“十五”计划，“提法”又一变，国内生产总值(GDP)被用作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总量指标。
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都是反映宏观经济的总量指标，专家指出，国内生产总值是“领土”概念，国民生产总值是“生产要素”概念；国内生产总值是“生产”概念，国民生产总值是“收入”概念。两者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由于国内生产总值包括了消费、私人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额等要素，不但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表现、实力与财富，还可以反映其人民生活水平，因此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圣明认为，经济发展指标从“工农业总产值”到“GDP”的变化，反映出了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并重的新认识。而今年地方“两会”在发展指标上淡化GDP，重视“民生指标”，则反映了发展观念的深刻变化，把科学发展观一步步变为行动。
但是，他提醒说，在发展规划中，“民生指标”的提出和强调并不意味着取代或忽视GDP指标，道理很简单，没有经济实力的发展壮大就不会有人民幸福指数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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