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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昭(左)
一
自1977年，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主持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以来，那些受冤屈多年要求平反，要求落实政策的人，无论是去中组部还是去富强胡同胡家，向胡耀邦申诉冤情，递交材料，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尤其是那些去胡耀邦的家，第一次见到李昭的人，没有想到她那么谦虚、随和、平易近人，那么坦诚，那么富有同情心。
邓洁是北平地下学运时的党员，1948年由北平地下党城工部输送到解放不久的石家庄，担任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机要秘书，李昭是秘书处的人事科长，他们是连话都没有说过的同事，见面点头而已。后来，邓洁调到政务院兵器工业部工作，改名为刘实。1957年反右时他被划为右派，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过去的熟人、同事都不敢沾边，他备受冷落，深感被组织、被社会抛弃的孤独和凄凉。打倒“四人帮”以后，他找到富强胡同胡耀邦家。胡耀邦正在同别人谈话，李昭接待了他。邓洁和李昭几十年没见面，他又改名为刘实，没有认出他的李昭给他倒了一杯开水说：“刘实同志请喝水。”第一次被人称为“同志”的刘实，激动得差点从凳子上掉下来。李昭说组织上会按现行的政策处理他的右派问题，请他再耐心等一下。接着，又问起他的家庭和子女情况。刘实想起几十年来受岐视的屈辱生活，感情的闸门开了，终于忍不住叫了声：“李昭同志，李大姐！”李昭一愣：“你认识我？”刘实说：“我是邓洁。您离开石家庄后，我也离开了石家庄，调到政务院兵器工业部，改名叫刘实了。我早认出您了，您是大干部，又是耀邦同志的夫人，我是右派，怕给您添麻烦，凡是大干部家我都不去。”李昭爽朗地笑了：“你是不登豪门啊！我家不是豪门，我们是同事嘛！”刘实说：“党的干部要是都像您和耀邦同志就好了！”李昭说：“嗨，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我平平常常！”刘实认真地说：“您是耀邦同志的好帮手，落实干部政策就有您一份功劳，您这不接待来访的嘛，也帮助了我。”李昭说：“千万别说过头话，我不过是给你递一下材料，举手之劳而已……”一聊就过了时间，李昭有个习惯，到了吃饭的时间，不让客人饿着肚子离开她家。刘实同李昭一块用完餐出来，十分兴奋，见人就说李昭是落难人的朋友，耀邦落实政策的好助手，可亲可敬可信。
一传十，十传百，李昭的名字被很多人知道了，找她的人，给她寄材料写信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人千里迢迢从外地来找她。她多次在上、下班的路上被人拦住，都是来向她申诉冤情、请她转递材料的，还有专门想和她谈心，请她出主意的。
来信来件急剧增加，李昭所在工作单位北京市纺织局办公楼——东单三条33号被人称为中央办公厅第二信访局，信件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收到将近三百件，寄信人有的把李昭写成李姣、李超、李照、李招，李昭都不在乎，她理解写信人急切的心情和期盼。她要求帮助她处理信件的纺织局秘书杜玉芬、北京服装协会副秘书长冯卫国把属于她个人的信件交给她，其余的信件分门别类转到有关单位，一定要做到件件有着落、有回执。
二
由于李昭的热情、认真，她的口碑越来越好，信誉越来越高，关于她身世的传说也就越来越多。有的说她是红军老战士、双枪女英雄；海外传媒有的说她本来的名字叫黄美华，1916年生，是山西左云县人，受过特殊训练，长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1940年与胡耀邦结婚，1984年以玩具协会副会长的身份秘密访问香港时才改名叫李昭的。还有的说她是李鸿章的孙女，曾留洋美国，见过大世面，是学纺织的服装专家等，说得活灵活现，好像是真的一样。
其实不然，李昭原名叫李淑秀，乳名阿凤，1921年12月20日出生在安徽省宿县城里的高公馆。外公是当地的绅士，妈妈高慧兰是高公馆里的二小姐。她的父亲李仲侯是湖南宁乡县楠竹乡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学的是军事测绘，想干一番事业，又是一个仕途欲望很强的人，辗转来到与江苏、河南交界的安徽宿县。这里虽算不上繁华，却在南来北往的京沪交通线上，消息灵通，距战略要地徐州不远。李仲侯在这里与高慧兰相识并结为连理。据外婆讲，李昭出生的那天夜里，母亲高慧兰梦见一只非鸽非鸡、非常漂亮的雪白大鸟飞到了她的面前，她一惊，醒了，不久，女儿便呱呱坠地。外公听说后很高兴，连声称道好征兆，他的外孙女是凤凰，将来必有出息，于是取名叫阿凤。
李仲侯和高慧兰有过一段美满的生活，但好景不长，他们的宝贝女儿阿凤出世不久，李仲侯的好友叶开鑫发展成了湖南一个颇有实力的军阀，他请李仲侯回湘帮助他开创新的局面。李仲侯就此与高慧兰分手回了湖南，再没有回来，襁褓中的阿凤就成了妈妈唯一的精神寄托。也许是因为婚姻的失败，妈妈昄依教门，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
外公去世以后，家里只有外婆、大姨、妈妈和她。在这个没有了男性的高公馆里，阿凤得到全家的宠爱。妈妈希望她长大后不要成为以我为中心、骄横跋扈的人，更不要成为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无能者。妈妈刻意要把她锻炼成一个不怕困难，有独立性格的人，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她学会忍让，学会自己解决问题。
阿凤快到上学年龄时，大家改口称她李淑秀了。妈妈把她送到宿县城里天主教办的著名的启秀学校就读。从小学到高中，李淑秀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尤其喜欢语文、历史、地理。外公家里书多，她读了很多书。
启秀虽是教会学校，但抗日救国之声还是悄悄传进了校园。学校里有思想进步的老师，同学之间互相传递宣传抗日救亡的报刊。外柔内刚的李淑秀毅然决然地走出了高公馆，走出了启秀学校的大门，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的洪流中。1937年，16岁的李淑秀参加了当地第五战区的战地服务团，在服务团里她结识了罗秀珍、朱秀兰和牛正宗等一群热血青年。他们搞宣传，写标语，去西北军的冯玉祥部队、到东北军的张学良部队慰问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松花江上》是他们必演的节目，那摧人泪下的剧情，令人悲痛的旋律激发出中国军人保卫家乡，奋勇抗击日寇的决心，也震撼了他们自己的心灵。遇到敌机来轰炸时，他们会奋不顾身组织群众防空，救护伤员，抬担架，掩埋尸体……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沦陷的国土越来越多，李淑秀和同伴们要求去前线直接参战，要求去农村宣传组织群众，实行全民抗战。服务团内的国民党顽固分子马上反对，说去农村宣传组织农民抗战是左倾言行，与政府的抗日防共、溶共的国策不符。李淑秀他们十分气愤，说这是汉奸的国策，汉奸语言。他们找到地下党员，要求地下党带他们去找新四军游击队或者带他们去延安。地下党有关同志经过慎重考虑，为了防止意外，建议他们不要声张，立刻脱离服务团，各自回家，三天后到约定的地点集合，再去找游击队。
三
李淑秀回到高公馆，回到妈妈身边，妈妈见她瘦了，泪水夺眶而出。但读书识字、深明大义的妈妈虽然心疼女儿，却没有阻拦女儿去打日本人，她懂得强敌入侵，岂能安居的道理。她问站在面前的女儿：“还要走吗？”女儿点点头，动情地说：“妈妈，你辛苦了，我回来几天，陪陪你和外婆。”女儿一边说一边暗暗地流泪，她知道自从有名望的外公去世以
后，高公馆早就徒有虚名了，大姨出嫁后跟着汤姓的姨父走了，她是唯一能给外婆和妈妈带来朝气和欢乐的人。她一走，偌大的高公馆只有外婆和妈妈相依为命了，她们多么孤单和无奈啊！
晚上，妈妈问她：“还去服务团？”淑秀说不去了。妈妈奇怪，问她还要去哪里。淑秀说和好多人一块去找游击队，游击队好几个地方都有，到底去哪里她也不知道。从不说谎的秀秀，觉得去大西北，离家太远，会让妈妈更加担心，才没说出具体的地方。为了不让外婆和妈妈流泪，临走的那一天，她背着行装，哼着《木兰词》，鼓励自己出征，没有向家人告别，悄悄地走了。
按约定时间，李淑秀赶到了指定地点——河南永城农村地下党员王凤梧家里。李淑秀见到了分别才几天的同伴，那种热烈亲切的劲儿，好像是见了久别重逢的老战友，又握手又拥抱！永城是各种政治势力、各种帮会活动猖獗的地方，李昭他们在这里等待地下党的安排，为防止万一出事，他们不轻易出门。
一天，几个女伴聊天时，异口同声地提出要改名字。她们说马上就是要天天行军打仗、放枪放炮的游击队员了，还都叫什么秀、什么花的，好像戏班子上按辈份取的名字一样，应该统统改掉。李淑秀说要改成响亮、简洁、上口的名字。罗秀珍马上响应：“都说我又瘦又小，我要锻炼成又高又大、健健康康的游击队员，今天起我就改名叫罗健，健康的健。”徐秀兰说：“罗秀珍要健康，我要敏捷，我就改名叫徐敏了。”李淑秀没有罗健、徐敏那么激动，沉思了片刻说：“我改名李昭吧！”，“昭”同“招”字的音相近，有人听不明白，李昭说，“昭”是明朗，光明的意思，是昭示天下的昭，不是招领物品的招，我要昭示天下，我是抗日游击队员李昭，不再叫李淑秀了。”
没几天，豫东游击队增加了十几名新队员：罗健、徐敏、李昭和牛正宗等。根据地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抗战热情高涨，军民团结，一派生机。来到这里，有到了家的感觉。根据地的领导人是后来新四军的师长彭雪枫，他接见了这些新来的游击队员们。彭雪枫是从延安派来的长征干部，红军中文武双全的战将。他经常给游击队员们讲话作报告，尤其是讲到抗日的指挥中心延安，讲到党中央、毛主席时，是那么动情，好像延安就是神话中的天国、圣地，人人都该去那里朝圣、取经。他讲得动人心弦，令人心驰神往，李昭代表大家提出想去延安。彭雪枫立刻答应，说革命青年，都应该去延安接受教育。根据地有责任向延安输送青年同志去学习。去的人越多，培养出来的干部越多，革命事业就越发展，胜利就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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