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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妈妈来到石家庄，与李昭一起生活，帮助她照料家务和孩子。几个月的时间一晃而过，妈妈还没有见到女婿耀邦，禁不住问起来：“你们生活真不易啊，总也见不到面吗？”李昭告诉她，耀邦在火线上，每天要处理很多很复杂的事情，哪能顾上家呀！
确实，从1948年8月胡耀邦被任命为华北第一兵团(即后来的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以来，就在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的领导下，同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在太原前线进行殊死的战斗。身为兵团主管的徐向前把主要精力放在战略战役的考虑上，兵团十万大军的政治思想工作的重担就落在了时年不满三十三周岁的胡耀邦的肩膀上。李昭非常理解胡耀邦：他又何尝不想念亲人呢！身为十万大军的决策人之一，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稍微考虑不周，就要付出生命和鲜血的代价。所以他常告诫自己：精力集中再集中，工作努力再努力，丝毫的懈怠就是犯罪。李昭体贴胡耀邦，默默地承受着家里家外的一切事务。
石家庄一解放，太原、平、津就成了华北的三个孤岛，蒋介石为了保住太原这座号称华北“反共堡垒”的孤城，特意把驻扎在西安的第三十军一万多人调到太原，归属阎锡山指挥。
为了加速解放太原的进程，胡耀邦发动了分化、瓦解敌人的强大政治攻势，策划三十军在前线起义。三十军军长黄樵松，曾在抗日战争中立过功，又曾是1945年邯郸起义著名将领高树勋的部将。恰好在太原的外围战中，我军俘虏了黄樵松部队的一名排长。高树勋将军应徐向前司令员和胡耀邦主任之约，给黄樵松将军写了封信，劝他弃暗投明，让被俘的排长亲自把信递交黄樵松。黄樵松权衡再三，决定在火线率部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并派联络官王正中、王玉甲与我军接触。
胡耀邦作为徐向前的全权代表会晤了黄樵松的联络官。对方代表提议为了起义成功，请我军派一代表入城协助。胡耀邦认为瓦解敌军是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亲自入城，深入虎穴责无旁贷。他向徐向前司令员汇报了亲自入城的想法。
徐向前沉思片刻说，你凛然正气，勇于深入虎穴的精神可嘉，政治部主任这副重担子还得你来挑，另外派人吧。徐司令另派了八纵(现在的60军)参谋处长晋夫。晋夫原名吕金印，河南洛阳人，1937年参加革命，是个文武双全，很有前途的高级指挥员。他以我军宣传部长的身份入城与黄樵松商谈，八纵队的侦察队副队长翟许友以警卫员的身份同他一道带着徐向前的亲笔信入城。
黄樵松秘密召集少数亲信军官开会，宣读了徐司令员给他的亲笔密信，并宣布了前线起义的决定。不曾想，知人知面不知心，黄樵松一手提拔起来的师长戴炳南，开完会就把起义的秘密计划全盘托给了阎锡山。阎锡山当即调部队包围了三十军，诱捕黄樵松，逮捕了晋夫和翟许友。阎锡山断定晋夫就是共产党解放军高级干部胡耀邦的化名，立即用飞机将他们押往南京邀功请赏。
南京政府借此大肆宣传太原前线俘获了中共高级将领胡耀邦，国民党的报纸、广播不遗余力地渲染，沸沸扬扬闹得全世界都知道了。
石家庄市委一位专门负责收听整理敌台新闻广播的机要秘书，收到胡耀邦被俘押送到南京的广播报道后，非常惊讶，但纪律规定，这些信息除了提供给市委书记柯庆施外，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这位机要秘书是李昭的邻居，但平时往来不多。这天他有意经过李昭家的门口，向她打招呼：“李大姐，报纸上说前方天天打胜仗啊！胡主任最近有信来吗？”李昭说：“他忙着打仗，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写信呀！”机要秘书既不能告诉李昭他收听到的敌台消息，又不能直接打听胡耀邦的行踪，只有旁敲侧击地打听了。可李昭一点也不知情。
没有几天，太原解放了，担任太原军管会副主任的胡耀邦派人来接李昭了，那位机要秘书才把国民党南京政府有关胡耀邦被俘消息炒得满天飞的情况告诉给蒙在鼓里的李昭。李昭恍然大悟，握着那位秘书的手连声道谢。
到太原后，李昭向胡耀邦问起这件有关他“被俘”的传闻，胡耀邦悲痛地告诉她：晋夫、翟许友和那位国民党爱国将领黄樵松被阎锡山押送到南京后，都被蒋介石杀害了。他动情地说：一定要为烈士们报仇，要永远纪念他们！
是的，胡耀邦和李昭深深地缅怀着为解放太原而献身的先烈们，数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寻找晋夫、翟许友两位烈士的家属，遗憾的是没有得到任何线索，只知道烈士的遗骸安葬在南京雨花台的烈士公墓里。解放后，他们多次前往南京扫墓，向烈士墓献花致哀。可以告慰英灵的是，太原解放后，丧心病狂的戴炳南被俘获并伏法，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20世纪80年代初，李昭率领北京市纺织局化纤处的有关同志去南京取经，向那些建厂比较早的化纤单位学习先进经验。工作结束，离开南京回北京前，她带着在南京某军校当教官的小儿子胡德华和还没有过门的儿媳妇小洪，去雨花台烈士公墓凭吊晋夫和翟许友烈士，她多次对家人说，今天的好日子是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希望子孙后代永远不忘烈士们的功勋。
十
秋高气爽，艳阳高照。1949年9月的一天，李昭收到胡耀邦发自北平的信，说他以青年代表的身份，从前线来北平参加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与社会各界人士共商建国大事。开十多天会，还将参加开国大典，盼望与李昭在北平同庆这个伟大的胜利。他让李昭接到信后马上请假来探亲。李昭兴奋地告诉妈妈，说她要去探亲，耀邦在北平等着她呢！如今的北平和过去的延安一样，是党中央所在地，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是祖国的首都啊！妈妈听说女儿去探亲，自然很高兴，叫她放心地走，家里有她哩。
李昭在承德、张家口、石家庄工作过，唯独没有到过北平，现在能在北平参加开国大典，与耀邦一起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怎能不激动呢？胡耀邦信上给她的地址，是政协代表住的大宾馆，按当时的条件，宾馆是相当排场的地方了。
白天，胡耀邦参加政协会议，李昭与过去的校友结伴参观天安门、故宫、北海……她对北平宏伟的建筑，优美的风景赞叹不已；晚上，胡耀邦向她介绍会议盛况，讲述代表们当家作主的激情……
李昭盼望的那一刻终于到了，她打开收音机，站在阳台上，听着，看着，啊！真是红旗如画，歌声如潮。游行的队伍，受阅的解放军，涌向天安门，涌向毛主席。热烈的口号声，隆隆的礼炮声，响彻了天空，唤醒了沉睡的神州大地，震撼了世界。毛泽东用他那浓浓的湘音，宣告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破产，中华人名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上空冉冉升起。
面对五星红旗，李昭热血沸腾。啊，胜利是烈士用生命换来的！新中国是烈士的鲜血凝成的！李昭决心继承烈士未竟的事业，为建设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开始新的长征。
李昭(左)
李昭参加了开国大典回到石家庄不久，就和南下工作团随军入川，1950年初到川北行署首府南充市任市委副书记兼人事科长。这是她和胡耀邦结婚十年来第一次共事，两人成为上下级关系。
胡耀邦在1949年末率十八兵团，在贺龙指挥下，从陕西越过秦岭与第二野战军会战成都，消灭了胡宗南的部队，被任命为川北行署主任、行署党委书记、军区政治委员，领导川北这个有着35个县，1700万人口的省级行政区域。
无论是在延安，还是在华北，很多人都夸胡耀邦能力强，水平高。在南充工作三年，李昭最直接的感受是，他是个循循善诱，没有私心的人。他常漫不经心地说起在总政当组织部长，掌管人事的经验：公正大度，五湖四海。还说对干部要多看他们的长处，要一碗水端平。李昭在无形中接受了这些思想和观点。
1950年初，南充市一名曾是地下党的干部在饭馆里喝多了，耍酒疯，把饭桌掀翻了，影响极坏，一些南下的军转干部说：什么地下党？尽是地痞、流氓！要求开除他，被李昭制止。没过多久，郊区城乡结合部发生了一起散匪抢劫粮食、散发传单、张贴反动标语的严重反革命事件，军区派驻一个连配合，调查了一个多星期都没有结果。耍酒疯的那位地下党员，自告奋勇地去完成任务。他熟悉当地情况，和群众打成一片，三天就把一个勾结山上散匪的地主分子挖了出来……李昭肯定了他做出的成绩，也严厉地批评了他耍酒疯造成极坏影响的错误，最后还是按党的干部原则给他安排了相应的职务，使得大家心服口服。
正当李昭在南充市的威信节节上升的时候，市委主要领导提出让她出任南充第三丝绸厂党委书记。李昭问为什么叫她去，那位负责人说：你拿得起来呀！
李昭忽然想起一周前的晚饭桌上，胡耀邦对她说：南充盛产蚕丝，是成都蜀绣丝绸原料供应基地，把丝绸生产抓好了，不仅能带动南充一大批相关企业，还可以搞活川北的经济。李昭望着胡耀邦说：要以点带面，推广典型？胡耀邦放下筷子，站起来笑嘻嘻地说：不愧是一家人，知我者李昭也……
李昭联想起当时胡耀邦那神态，再看现在这位市委主要领导那托付重任的眼神，知道是他们商量好的，马上说：我服从组织需要，但得请三天假。
这三天，她看了不少关于川北轻工业、南充蚕丝业等方面的资料。确实，丝绸业是南充的支柱产业，但“丝绸三厂党委书记”这个位子对李昭是新的挑战。她虽在承德、张家口的贸易公司工作过，但当时都是为战争服务，以筹集军需物资为主，现在是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铺石开路，积累经验，完全是新的课题。不仅要面对生产工人，还要面对资方代理人，政策性极强。这时，她多希望得到耀邦的指点啊！可惜，三天前胡耀邦赴重庆开西南军政委员会去了，等他回到南充，李昭已到丝绸厂上班了。她问胡耀邦为什么让她去丝绸三厂，胡耀邦笑笑说：我们是革命夫妻，举贤不避亲嘛！不要顾虑太多，别有私心杂念，你有能力，能干好的。胡耀邦的话像股热浪，冲击着她的心房，给她增添了更多的勇气。
当丝绸三厂的资方代理人听说行署胡主任的夫人要来接管三厂时，既忐忑不安，又顾及礼仪，他们着手准备隆重的迎接仪式。出乎意料的是，一天早上，一个身着流行式列宁服，三十出头的女同志出现在他们面前，大大方方，和颜悦色地自我介绍：“我叫李昭，就叫我老李吧。”接着，指着和她并排的年轻女伴说：这位同志姓路，就叫她小路好了。我们是来厂工作的，现在我们就都是一个厂子里的职工了，希望我们共同努力，把厂子搞好！在场的人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没有仪式的欢迎就这样开始了。
李昭又来到工人中间，对他们说道：现在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非常时期，工人阶级要团结起来，全厂职工要团结起来，劳资双方要团结起来，积极劳动，争取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支援国家建设……
工厂被接管的初期，人们对党的政策理解有偏差。有的工人说：“解放了，工人当家作主，要扩大权力，剥夺资方的管理权，工会说了算！”资方代理人吃不透李昭的态度，害怕工人，放松了管理，次品增加了，车间也没有以前干净了。李昭主动找资方代理人谈工作、谈心，问他有什么困难。他总是吞吞吐吐，说：“没什么，请李同志指示。”李昭以平等的态度，仔细地交待政策：劳资两利，保护资方的合法利益，是党和政府对民族资本家坚定执行的政策。要他认清大义，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大胆工作，搞好生产，支援国家建设，支援抗美援朝……李昭见他面带疑惑，又说：“工作上的困难是有的，让我们同舟共济，共同来克服吧。”
资方代表是个斯文的男子，受过良好的教育，懂得经营管理，他被李昭的真诚感动了，很快在生产流程上采取了几项严格的管理措施，次品马上减少了，车间也干净了。但少数工人不干了。他们在办公室前高喊“打倒资本家”的口号，工人小马还提出要夺权，因为解放前他父亲是被厂里开除的，这个仇非报不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社会上又有些农民进城批斗那些在农村出租田地的工商业地主。资方代表害怕了。
李昭一边安抚资方代理人，一边找工人谈话，开座谈会，讲解民族资本家在发展中国民族工业上的进步作用，以及党和政府对待他们的相关政策。多数工人想通了，只有少数工人不理解，甚至提出更极端的要求……在困境中，李昭想起1950年初胡耀邦三次去巴中解决赵济刚问题的情景，顿时豁然开朗。
赵济刚解放前是巴中县参议长、县自卫总队副队长。在地下党的影响下，他创办的一所学校从抗战初期就接纳附近各县受到严重威胁的中共地下党员。地下党以该校为基地发展组织，开展活动达十年之久，没有受到过损失，被誉为川北的奇迹。解放军进军大西南，他又派人与我军联系，把巴中县的武器装备全部上缴给我军的先头部队，应该算是起义有功人员。可1950年清匪反霸运动中，群众强烈要求惩办赵济刚，巴中县委意见不一致，电报请示行署。胡耀邦唯恐巴中县委举措失当，造成无法挽回的错误，当天傍晚要了辆吉普车，直接开到巴中县委礼堂，对县委书记及县政府主要干部说：共产党从来不干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事。赵济刚确实有过剥削欺压农民的一面，但他也有有功的一面，群众不了解，要做工作嘛！要农民们高抬贵手，这是党的政策，是革命的需要。最后，胡耀邦把赵济刚安排在行署工作，家也搬到了南充。此事在政治上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影响很大。
李昭想到这些，勇气倍增。她对工人们说：“工人阶级是最有觉悟的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我们一切要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发展生产，搞好经济是头等大事，资方代理人肯为国家出力，做对发展生产有好处的事，为什么不支持他呢？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倒，不是破坏了生产吗？对国家不利呀！”她这一讲，那些曾经想不通的工人也表示同意了。李昭见会场气氛活跃，趁热打铁，通知说：明天上午，南充市政府开工业生产座谈会，邀请我们厂派工人代表和资方代表参加，我也去……当她宣布了参会的工人、资方代表名单后，工人们拍手赞同，资方代理人的脸上绽开了受宠若惊的笑容。
李昭担任党委书记的丝绸三厂，劳资合作顺利，双方心情舒畅，生产蒸蒸日上，资方代理人表示要与李昭长期合作。
又过完了一个新春佳节，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李昭快要生孩子了，不得不休产假。她怕孩子多了影响工作，曾想做人工流产把孩子打下来，但她的母亲高慧兰老人和胡耀邦的母亲刘明伦老人都坚决反对，两位老人虽已有了三个孙子，但还盼望有个小孙女呢。
1952年2月的一天，李昭果然生了个女儿，刚开完会的胡耀邦在电话里听说得了个宝贝闺女，放下话筒就到医院慰问妻子来了。他兴高采烈地说：真是喜事连连！嘉陵江河道疏浚；南充的码头扩建进展顺利；川北县县通公路，可望如期实现。这都是大喜呀！现在我又得了个宝贝女儿，双喜临门，双喜临门啊！
然而，就在他大展宏图，决心在女儿出生的地方大搞建设的时候，又接到上调中央到政务院任职的命令，并限7月20日前在北京报到。
十二
胡耀邦带着大儿子胡德平进京三个月后，李昭于1952年10月，陪着妈妈、公公、婆婆，领着胡耀邦15岁的侄女胡素贞、4岁的小儿子胡德华和刚满8个月的小女儿满妹从南充到重庆，坐船至武汉，再转乘火车到北京。
李昭很快就被分配到全国总工会工作。幽默风趣的胡耀邦说：我在青年团工作，你在总工会工作，都是群众团体，是服务于群众的，可不是官老爷。
身为九口之家女主人的李昭，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之中，把家务和孩子都交给了两个小脚老太太(她的母亲和婆婆)。
一天傍晚，在院子里散步时，胡耀邦见李昭低头沉思，就问：“你想什么？有什么心事啊？”李昭停住脚步，奇怪地问：“你怎么知道我有心事？”胡耀邦笑嘻嘻地答：“看不出你的心事，我就不是胡耀邦了！这就是相知甚深，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心心相印嘛……”李昭没跟他开玩笑，认真地说：陈少敏大姐建议我下基层去独当一面，你看怎么样？她让我考虑考虑再说，这只是她个人的建议。
陈少敏是大革命时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童工出身的女革命家。抗战时期曾是李先念所在新四军五师中有名的女政委，国民党反动派见她没有裹脚，称她“陈大脚”。全国解放后，她是全总负责人之一，李昭就在她领导下工作。陈大姐见李昭诚恳严谨，有文化，有能力，是块好料，一天，闲聊时她说：“小李，你三十刚出头，虽然年轻，却是延安来的老同志，待在机关里养得白白胖胖，发挥不了作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工业战线太缺人才了，你应该去基层独当一面发挥发挥啊！”不等李昭回话，陈大姐又说：“你先别回答我，回去想一想，想好了再说。”
胡耀邦听罢，说：“我举双手赞成。生产建设第一线需要人就去嘛！锻炼大，进步快，可以建功立业。”
1954年春，东郊十里堡国棉一厂的职工队伍里多了一名蓝制服、短辫子的女同志，她总是笑盈盈的。车间、库房、水塔、单身职工宿舍……什么地方她都去，什么活儿她都干，全厂各个角落，她走了个遍。工人们以为她是新调来的技术员或是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一开职工大会，才恍然大悟，她是新来的副厂长李昭。
为了做到工人三班倒，天天见领导，李昭吃住都在厂里，每晚11点前没睡过觉。一间15平方米的宿舍，紧靠着女工集体宿舍，房门常虚掩着，总是有人来找她谈思想，反映情况。进厂三个月后，她熟悉了各部门各车间的人员，摸清了厂房设备、库房家底和生产流程。她和工人打成一片，既严格要求又关心细微，女工们亲切地叫她“大姐”、“老李”。
不久，李昭被提为厂长，兼任党委书记。职位变了，作风不变，她更加关注职工的利益。那时，北京城区的112路公共电车车站距厂门口百米以外，三班倒的女工们乘车赶夜路有些害怕。李昭为此事亲自到公交管理局去交涉，终于把112路电车的停车站移到了厂门口，女工们上下班乘公交车既方便又安全。
1956年，党和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李昭在厂里设立了业余教育机构，为青年工人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她对工人说：厂里一要出产品，二要出人才。鼓励大家上夜校，学技术。自学成才的单相福、马增荣至今不忘国棉一厂为他们营造的良好学习条件。
可惜，到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1958年“大跃进”，这一切都改变了。
李昭曾为国棉一厂全盛时期欣欣向荣的景象高兴过、激动过，那时候扩建厂房，增添设备，三千多名职工发展到五千多名，纱锭由五万多锭增加到七万多锭，上交给国家的利税猛增。周总理来厂视察，毛泽东在中南海观看国棉一厂细纱女工刘惠英的操作表演，每个职工无不为之自豪。那是什么局面啊！曾几何时，形势大变，不要说提高质量，增加生产，连开工后的原料都难以为继了。更糟的是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出现了困难。李昭忧心忡忡地问胡耀邦怎么办？胡耀邦沉重地说：若再不采取紧急措施，灾难将是全局性的！
不幸的是局势果然被胡耀邦言中了。没过多久，灾难降临了。由于全民大炼钢铁，地里粮食无人收，作物无人管，加之全民放开肚皮吃大锅饭，浪费极大，工农业生产濒临崩溃的边缘。
厂里库存耗尽，棉花调不进来，只好闲置设备，停工待料，全厂工人搞维修保养。几千号工人，不出产品，要吃要喝，坐吃山空啊！工人们的粮食定量一减再减，副食品极度缺乏，连咸菜都买不到。工人们饿了，用开水冲酱油充饥。他们体谅国家困难，无怨无恨，忍饥挨饿。他们响应号召，去挖野菜，捡白菜帮子，制作人造肉……
看到70%的职工出现了浮肿，那些生龙活虎的小伙子、花一样的青年女工失去了青春的光彩，李昭心急如焚。一天，突然听说把棉花秆上的皮泡湿剥下来，碾碎后可以充饥，她马上组织人到河北，从采后的棉田里拉回棉花秆，泡在水池里。大家围着水池剥皮、晒干，然后磨成粉状，掺在棒子面里吃。李昭见青年们狼吞虎咽地吃着，心里阵阵隐痛。以前，她要求青年职工晚上学习到10点钟，谁9点钟熄灯，她第二天是要问原因的，现在，她却动员大家9点前睡觉，尽量减少活动，减少热能的消耗。
更让李昭难以忘怀的，是1960年贯彻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纺织行业要减少职工11000人，其中5000人回农村，6000人分流到各服务行业。面对这个计划，李昭心情十分矛盾。作为党的干部，要坚决贯彻党的方针路线。而身为厂长，从个人感情出发，真舍不得抛开这些与她共同流汗、共同劳动的兄弟姐妹们啊。
听说要压缩生产，停工减员，离开工厂，离开车间，好多工人哭了，尤其是那些参加建厂的老工人，哭得更伤心。那些来自远郊农村的青年女工说：国家困难，可以减少我们的工资。有的职工甚至提出暂时不要工资，只要让他们留在厂里，不离开车间……因为他们舍不得离开那摸熟了的机器，舍不得厂里的一草一木，舍不得他们又敬又亲的厂长——李大姐。李昭看到那些将要离去的工人都去劳动过的车间，摸摸这个，看看那个，默默地告别。有的女工还特意从车间里抓一把报废的棉纱留作纪念。人心都是肉长的，孰能无情？李昭只能暗自神伤。
在送别离厂职工的大会上，她动情地说：“大家体谅国家暂时的困难，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厂子是你们参加建的，机器是靠你们的双手运转的，工厂将永远记住你们的功劳，记住你们流过的汗水！今后无论你们到了什么地方，希望你们不要忘记北京国棉一厂是你们的家，你们有需要我们帮助的事情，厂里一定尽力而为……”
李昭的话没讲完，已有人哭出了声……
十三
1961年，纺织行业贯彻调整、压缩方针后，李昭离开了国棉一厂，调到北京市纺织局当副局长。回想起8年的厂长生涯，她既有过成功的欢乐，也有过极度的焦虑和不安，真是五味杂陈，一言难尽！但她感受最深的是北京纺织行业因原料匮乏而造成的生产滞后。北京的纺织系统每年需要国家调拨10万吨棉、毛、麻、丝等原料，一旦调不进来，或者棉麻减产，纺织系统就要停产关厂。李昭试图“就地取材”，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难题。她的这一想法很快得到了以宋汀为局长的领导层的认同。李昭主动请缨，深入到郊区平谷、怀柔、大兴调查研究。她发现郊区没有种植棉花的历史，收益不好，农民对种植棉花不感兴趣，仅靠郊区有限的羊毛、兔毛，那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
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发展化纤是解决城市纺织原料匮乏的好办法。这使她心头一亮，啊，北京守着燕山石化，多好的条件啊！
李昭是个锲而不舍，看准了就要干到底的人。可是“文革”期间，一切都停止了。文革后期，她出来工作了，又重提搞纺织化纤这个项目。化纤是系统工程，从无到有，她一面向市政府、国家计委、经委立项报批，建立化纤设备厂，一面和纺织局化纤组的同志南下南京、上海，北去沈阳取经。
谁都知道，当时报批的项目很难批准下来，有人认为李昭敢牵头搞化纤，是因为胡耀邦认识的人多，打着胡耀邦的牌子，报批项目时审查通过就会容易多了。其实不然。李昭报批项目从不找上面的人批条子，而是请示管理部门的具体办事人员，同他们商量，请他们帮忙。她谦虚、平易近人的作风常常博得办事人员的好感，愿意告诉她一些现行的规则、方法和注意事项，审批起来反而容易得多，快得多。后来北京化纤工业迅速发展，与李昭的长期努力是密切相关的。
李昭到纺织局工作后，与家人团聚的时间多了。有天晚上一回到家，胡耀邦就递给她一封从青海寄来的信。一看，是二儿子的养父刘世昌寄来的，李昭心里“咯噔”一下。刘世昌解放后调到了青海工作，他在信上说：刘湖已初中毕业了，当地的教育质量不高，原来想离家近一点，送他去西安上高中，但为孩子的未来考虑，决定让他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去北京上更好的学校。因此，他把孩子的身世说明了，孩子也同意回亲生父母身边读书……总之，刘湖不久就要回来了。
这个问题刘世昌原来提过，李昭没有同意的原因和胡耀邦一样，他们怕刘湖长期与养父母分开，会冲淡他们的亲情。现在既然人都要回来了，她想只要事先把话说清楚，经常提醒他不要忘记陕北父母的养育之恩，孩子会懂事的。说句掏心窝的话，作为孩子的亲生母亲，李昭何尝不愿意刘湖来北京呢？毕竟是亲骨肉啊！但她没说出来，却问胡耀邦怎么办？
胡耀邦说：“还能怎么办！人家都要动身了，欢迎呗！……不过一定要教育他，他永远是刘家的孩子。”李昭连声说：“那当然，那当然！”两人又是不谋而合！
朴实的西北汉子刘世昌带着刘湖跨进家门时，全家喜气洋洋，像接待贵宾一样接待了他们，尤其是外婆和奶奶，喜不自禁。她们早就知道有个没见面的孙子，居然这么高了！奶奶边指点着边说着北方人听不懂的家乡话，真是喜出望外。
李昭热情地接待刘世昌，对刘湖虽然没有表示过分的亲热，心里却波浪翻滚，又掀开了珍藏在心底的那一页：1945年冬的那一天，眼看着刘世昌从自己怀里抱走了孩子，她心里被挖空了似的坐卧不安……东干队出发的前一天，说什么她也要去看儿子一眼。当时刘世昌住在延安城里，她骑着马进城。一进城，人多，马惊了，陪她一块进城的勤务员措手不及，没拉住缰绳，马撒腿飞跑。这可把骑马本领不高的李昭吓坏了，她听见勤务员在后面边追边喊：“抓住马鬃别撒手！一会儿马就跑不动啦……别撒手！”惊慌中，只感到耳边风声呼呼，头发在空中飞舞，她死死地抓住马鬃，只得听天由命了。幸好，不一会儿，受惊的马就跑不动了，勤务员才气喘吁吁地跟了上来。
李昭进了刘家，真诚厚道的刘世昌夫妇把正在酣睡的刘湖小心翼翼地抱到她面前。看到他们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真心爱着刘湖，细心又周到，李昭放心了，一路受的惊吓、劳累全没了。临别时她在孩子脸上轻轻地亲了一下，心里在说：以后你就是陕北老区的娃了！这是革命的需要，不是父母心狠……
一晃，十几个春秋过去了，对站在面前的儿子，李昭默然，说什么呢？“此时无声胜有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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