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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广东海丰县农会成立，彭湃任会长，会员约10万人，占海丰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是我国的第一个县农会，内设教育、卫生、财政、农业、仲裁等部。在海丰农民运动的影响下，陆丰、惠阳等县的农民运动也相继发展起来。
1月，孙中山会晤苏俄政府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宣言表明苏俄政府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对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表示欢迎苏俄政府的帮助，公开确立了国民党的联俄政策。这是孙中山不顾帝国主义的阻挠，毅然依靠社会主义的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援，走上新的革命道路一个重大步骤。
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直系军阀吴佩孚下令禁止，反动军警强行占驻总工会会址。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2万余人举行总罢工，全路1200公里顿时瘫痪。2月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调集2万多名军警，对汉口江岸、郑州、长辛店及其他各站罢工工人进行了血腥屠杀，造成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全路工人被打死50人，打伤300余人，被捕入狱的40多人，工人家属也遭到洗劫。京汉铁路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林祥谦，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宁死不屈，英勇就义。大罢工坚持到2月9日。为保存革命力量，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省工团联合下令复工。
从1922年1月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高潮开始兴起，到1923年2月，持续了13月之久。在此期间，爆发罢工斗争100多次，参加罢工的人数达30万人以上。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极大地锻炼了无产阶级队伍，巩固了党的阶级基础。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以后，各地工会大部分被反动军警捣毁或封闭，许多工人领袖被逮捕或杀害。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
2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为“二七”惨案告全国工人书，号召全国工人“把工人阶级组成一个极大极强的团体，再联合农民商界学界，同心协力，打倒大家的共同敌人军阀，建设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来代替军阀政治”。
2月2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号召全国人民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打倒压迫和残杀工人的军阀。
3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组成称为大元帅府的政府。由于陈炯明被滇系军阀逐出广州，孙中山在2月间由上海回到广州。在上海期间，孙中山已接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开始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但在国民党内遇到很大的阻力。
3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的《就京汉铁路罢工工人流血事件告中国铁路工人书》指出：中国铁路工人通过最近的罢工斗争和牺牲，已经同为反对各国剥削者而斗争的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在罢工中间提出的结社和集会自由的口号，以及捍卫这些口号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表明，中国工人已经真正进入了有组织的国际无产阶级的行列。
4月25日，陈独秀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这时，陈独秀已由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以前重视工人阶级，转为重视资产阶级，错误地认为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体和社会基础，“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帅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4月，中共中央由北京迁回上海。
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30多人，代表党员420人。大会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本年1月12日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是正确的。其缺点是过高地估计了资产阶级、国民党的革命性和作用，而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作用。决议说：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又说：中国“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讨论中，多数代表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等不愿积极同国民党合作的错误意见，也不同意马林、陈独秀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经过充分讨论，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和《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等文件。这些文件提出，党在现阶级“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任务”；国民党“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为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文件提出“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同时要求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仍保存并努力扩大共产党的组织，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大会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第一，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第二，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第三，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内来。”大会发表了宣言，通过了关于劳动问题、农民问题、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决议。
大会选举出由9名正式委员、5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罗章龙5人组成中央局(后因谭平山调任驻粤代表，9月补入王荷波)，并选出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
大会以后，党的各级组织对党员群众进行教育，消除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疑虑；同时积极推动孙中山、廖仲恺等改组国民党。
6月15日，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创刊，瞿秋白担任主编。由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的中文歌词首次在这个刊物上发表。
7月1日，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前锋》月刊由广州平民出版社出版，瞿秋白担任主编。次年2月出至第三期后停刊。
7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对于时局之主张》，指出：“只有国民会议才能真正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立新政府统一中国”。
8月20日至2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大会拥护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同共产党员一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9月，苏联政府委派鲍罗廷为驻广州常设代表。9月末，鲍罗廷到达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其他负责人。10月6日，鲍罗廷抵达广州。随后，鲍罗廷同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开会，讨论改组国民党的方法，并决定力劝孙中山召集改组国民党的会议。
10月2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周刊)在上海创刊，先后担任该刊编辑的有恽代英、萧楚女、林育南、任弼时、邓中夏、张太雷、李求实等。1927年11月因受反动派压迫而停刊。
10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讨论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和改组计划。会上，孙中山指派廖仲恺、谭平山(当时是共产党员)等9人为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李大钊等5人为候补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聘请鲍罗廷为顾问，办理改组事宜。
11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上海书店”，销售革命刊物，并出版、发行《向导》 、《新青年》、《前锋》、《中国青年》等。上海书店于1926年2月为军阀孙传芳封闭。
11月初，维经斯基再度来华，接替马林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11月24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全会按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三大的5月指示信的精神和当时国共两党的实际状况，进一步解决执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问题。会议决定进一步促进国民党改组，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组织，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一并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中共则为之建立。会议还决定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党团性质的秘密小组在国民党内贯彻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努力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
11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旅欧支部正式成立。周恩来在会上发表演说，对国民党内的腐败现象作了切中要害的批评。会上，周恩来当选为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主任，李富春当选为宣传主任。会后，周恩来被委任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筹备员，聂荣臻、李富春等人也参加筹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
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阐述了以民主革命精神解释三民主义的观点。决议认为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含义应该是“依靠国内广大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各阶层，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及其走卒、为争取中国独立而斗争”，“既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国民党还应宣布“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民权主义的含义应该是“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而决不能使那些在中国帮助外国帝国主义或其走狗(中国军阀)的分子和组织享有这些自由。”民生主义的含义应该是“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把土地直接分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消灭不从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许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决议中关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解释，成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基本原则。
12月22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发出第24号通告，指出国民党的改组符合全国革命者的要求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希望。因此，社会主义青年团应该努力同国民党合作，帮助国民党改组。
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并向各地党组织部署参加国民党的具体步骤，以促进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12月，李大钊到达广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筹备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联合发出对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见书。在这前后，一些共产党人在《向导》、《中国青年》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就如何赋予三民主义更多的革命内容，如何确立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国民党恳切地提出许多建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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