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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王晴在上海拍的照片
王晴在作报告
这是一次崇高却令人遗憾的授予：1999年年底，时任国内贸易部科技司司长的王晴博士，收到国际星座局的一份证书和星座手册，手册的星座图上，蛇夫星座编号为RA17H37M17S-D5‘39’的星，从当年11月25日开始，清晰地注上了王晴的名字。然而在此几天前，她却由于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失去了知觉，至今不省人事。如果不是记者此前一次偶然的造访，从来不接受媒体采访的王晴的所有经历，将和那个星座一样，融入浩淼太空。正是她特殊的经历使记者深信，如果有苏醒的那一天，她对这份荣誉最满意的，是国际星座局工作人员来信中的那句话：“我们用ORWANG QING OF CHINA命名星座，相信王博士一定很高兴她的名字与她热爱的国家连在一起。”
是的，她鲜为人知的出身及由此带给她大起大落的幸运和磨难，她以改名换姓为代价追求的自我奉献，都与生俱来地和祖国紧密联系在一起……
她的一个研究课题
指导老师、美国国会议员卡特教授说，这是学校唯一一篇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的论文。
许多老北京人也许会记得，1987年市场上出现的一种用塑料袋包装起来的豆浆，原汁原味，既免去了到店铺里锅盛勺舀的麻烦，又卫生快捷，着实让家家户户惊喜了一把。但是谁也不会知道，它是留美学生王晴的博士论文带来的，而北京市第一条豆浆生产线从此成为中国传统食品走上工业化生产道路的开端。
也许是做过酱菜的缘故，北京知青王晴回城后被安排到食品研究所工作。靠着在艰苦岁月里自学过高等数学、基础英语的底子，她以高分争取到了公派留学的机会，当时她已经31岁。
国家规定她在5年里拿到学士学位，可1986年，她作为“文化大革命”后第一个学成回国的博士，已经拿到4个学位：家政系食品专业学士、食品营养科学硕士、食品营养硕士、营养教育博士。
谈到留美学业，当年的王晴流露出一种轻松：“美国教育自主性强，实行学分制，有的学科还可以选修，就给突击学位创造了许多机会。别人一学期拿12个学分，我拿24个。选修课我就选社会学里的马列主义，美国人觉得难极了，我很容易就考个大高分。”
即使这样的速度，她的主课基础仍然非常扎实，学位资格考试时，得分在系里名列前茅，有一道题，全系连续5年的考试中，只有王晴一人完全答对。
1985年，王晴假期回国探亲，对国内的变化十分吃惊，农贸市场里鲜活食品应有尽有，商场里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几年前还是计划供应的种种票证早已取消。已经被选举当上副省长的弟弟刘源，谈起基层的发展情况更使她感慨万分。一种从小就植根于心底的东西使她产生深深的自责：我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做了什么？
于是，在美国求学的最后一年里，朋友们都感到王晴的明显变化，最爱争论国情、发展方略的王晴不爱说话了，却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图书馆、实验室。
几年后，在国内，她才谈起这一段的心态：“中国应该走哪条路？中国的事情应该怎么办？1985年我回国一趟后，就坚定地认为，我再也没有权说中国该怎么样，中国的变化里许多人有份，却没有我的一份。同龄人中，特别是同样家庭出身的人当中，我认为自己是幸运者，还在国外读了博士，缺少的是贡献，我决定把自己一直构想的东西尽快变成现实。”
一般人认为，在中国讨论“吃”是吃饱饭的问题，谈营养为时过早。认识王晴和她所学的专业后才知道，营养学是研究在现有条件下，怎样吃更加合理、科学。食品科学供应体系，从农业生产到流通、加工，最后到饭桌上，牵涉到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历史等，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王晴从到食品研究所工作开始，就对我国的饮食习惯、结构、供应体系进行了研究。她认为，一个民族，特别是中华民族，其他的习惯可以改变，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肠胃却最难改变，而且，中国人平均寿命较长，也说明我们的饮食结构比较科学。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与其改造人，不如改造食品。
怎样使传统食品工业化生产，成了她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她以此命名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并且决定从豆浆入手付诸实践。
在美国的最后一年里，王晴做完了自己设想的全部前期工作，回国后，就直接进了豆制品厂，研究生产线。
“那些日子里，王晴是我们家回来最晚的人，一般到晚上十一二点是常事。生孩子在医院里还找人说工作，休息一个月就又上班了。”家里的老赵阿姨半是心疼半是埋怨。
1987年，北京第一条工业化豆浆生产线投产了，袋装浓鲜豆浆一上市就成抢手货。与此同时，王晴的博士论文在美国顺利通过，指导老师、美国国会议员卡特教授说，这是学校唯一一篇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的论文。
论文产生国际反响
卡特教授才知道自己学生的身世，他感叹道：“我现在真正了解王晴的学习动力来自哪里。”
粮食供求问题是地球人最基本也是最大的问题，这个注定要永远与人类相伴的大课题在诺贝尔奖中没有奖项。上世纪90年代世界最大的食品公司美国通用食品公司，通过有关国际组织设立了世界食品大奖，将每年20万美元的奖金授给世界上对副食品供应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或政治家，这个奖项在设立后首次与中国结缘，1993年授给了当时的商业部长何康，许多代表国际水平的食品、粮食项目从此与中国有了关联。
“我们参加遴选工作的人员，最感遗憾的是开始几年没有中国候选人，王晴博士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我们看到并了解世界人口最大的国家，怎样解决了吃饭问题并正在努力实现科学供应，最终促成了奖项的归属。”参与颁奖工作的美籍华人顾女士至今对王晴怀有敬佩之心。
曾经担任食品研究所所长、国内贸易部科技司司长的王晴，始终把基点放在中国国情，眼光标准定在国际水准。
在食品所，她完成国内第一家科研机构综合改革，到科技司后，提出以科技手段促进商业流通企业发展。在她亲手起草的有关报告中，连锁化经营、集团化管理、大型百货、超市、电子信息技术与管理模式有机结合，这些字眼第一次跃入国内商界人士的眼帘，要知道，当时作为中国商业标志的王府井百货大楼，顾客们还在隔着柜台购物，服务员用算盘算账。
为了制定出更为实际，也为了让更多的管理者了解现代商业，王晴在不到两年时间里，跑遍了中国的所有省份，使商业自动化技术集成及综合示范工程列入国家项目，受到国务院重视，科技司成为建国以来国务院办公会直接听取工作汇报的第一个部门。
王晴把这个期间的思考写成论文，在国际产生极大反响，有名的亚太零售商会议起初邀请她作为列席代表，她流利的英语发言引起反响，大会破例邀请她作专题演讲并回答代表提问，使中国商业改革受到关注，在下届会议上，中国第一次成为正式代表。
为此，《纽约时报》的记者专门采访了王晴。随后，王晴的指导老师卡特教授才知道自己学生的身世，他感叹道：“我现在真正了解王晴的学习动力来自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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