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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上最大的娱乐是玩扑克
N0.5这场四年一度的全球盛事笼罩了这个城市。一家餐馆进门处贴着标语：“我爱世界杯！”不少饭馆打着广告：“现场直播世界杯！”还有店家橱窗里贴出大幅的球星照。人们的话题离不开世界杯。各家报纸争着出版世界杯专刊。
珠江岸边的酒吧街，悬挂起一串串小足球，江风吹动着一长串各国的小国旗。对岸，海珠广场附近的一家酒吧打出广告：“性感撩人的足球宝贝，狂热的说唱文化，炫目的街舞足球。”
跟陶辉们不同，在这里，人们以另一种方式享受世界杯的狂欢。
这里，人头攒动，劲爆的音乐震耳欲聋，每一记低音都像在人的心脏上跺上一脚。7月1日晚，两台电视正直播英格兰对葡萄牙的四分之一决赛。电视下的小舞台上，身着迷你裙的足球宝贝风情万种。人们喝着三百多元一打的“英格兰队指定饮品”嘉士伯啤酒，以及两三百元一瓶的红酒，每张桌上点着红蜡烛。有人脸上画着英格兰或葡萄牙的国旗。人们塞满了通道，以至侍应们只能挤进挤出。
一个歌手留一撇小胡子模仿张学友演唱。他扭动着身躯，大喊：“来，让我们发泄一下感觉！”台下人群里口哨声和尖叫声刺透了音乐。
足球，美女，音乐，暧昧的灯光，还有酒精。一对年轻的情侣开始热烈地接吻。
凌晨一点半，这里的电视中，英格兰队与葡萄牙队的点球大战开始了。劲爆的音乐暂时停息下来，人们都盯住了电视屏幕。
“每次点球大战都那么残酷！”酒吧的DJ在麦克风里叫道。
但这种残酷，坐在至尊国际夜总会对面马路上的人们感受不到了，因为大屏幕又准时关闭了。
上半场比赛快要结束时，陶辉曾预言：“葡萄牙的小小罗肯定要进球，就他表现最出色。”但最终，他没有看到这样一幕：小小罗将足球捧到嘴边印了一吻，然后一脚将这粒点球送进了英格兰队的球门。
这一晚，陶辉奢侈了一把，他花3元钱买了一瓶啤酒，坐在马路牙子上边喝边看球，“给自己助助兴”。
N0.6收音机带给大屏幕下的人们一个奇特的世界杯，一个图像与声音错位的世界杯。
大屏幕上转播的是广东一家电视台播出的球赛，“普通话广播台”的直播与大屏幕上的转播并不同步，相差一二十秒。有时，画面上还没有射门，广播里已经进球了。
但当地的粤语台与大屏幕同步。李晓峰是人群中不多几个能听懂当地粤语广播的人之一。这位来自湖南新宁县的33岁农民工，总是戴副耳机，双手抱膝，一个人垫着报纸坐在马路牙子上观看。
他在百米外新建的海关大楼内做墙面油漆。世界杯刚开始，就遇上工期吃紧，老板要求加班，小组赛的前四场他都没看上。这让他有些懊恼。
“你们没说你们要看世界杯吗？”记者问他。
“说了，但他们还催着要交工。”“他们没问你们，为什么想看世界杯？”“没问。”
如果没有世界杯，工地上的生活是单调的。“工地上最大的娱乐是玩扑克。”一位工友说。
李晓峰的闲暇时间靠看报纸杂志来打发。每天看报纸要花四五十分钟，除了广告，基本上所有版面都看。他一年买两三百份报纸，每月看六七本从旧书摊上买来的旧杂志，看完后再到旧书摊去换，两本换一本。
他从不读工地办公室里的报刊，因为“你进去他们好像看不起你一样”。
随着世界杯拉开战幕，只要有可能，李晓峰就会按时坐到大屏幕下看球，一场都不舍得落下。并且，他也为此专门买了一只带耳机的收音机。
但是李晓峰从大屏幕下回到他的工地后，却像水珠进了大海般“消失”了。记者到海关工地去找他，询问了10多位农民工，包括衣服沾满着油漆的油漆工人，却没人知道李晓峰是谁。
甚至有一种可能，工地上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就像大屏幕下另一个球迷“眼镜”。
“眼镜”在大屏幕斜对面的铂林国际公寓工地上当铁工，陶辉雨中打伞看世界杯被记者拍下的那天，据“眼镜”的工友王福利说，“眼镜”也打着伞在现场。但没过几天，“眼镜”便离开了工地，回了老家。同一工棚宿舍里一同干了近半年的几位铁工工友，没有人知道他的联系方式和姓名。
他们只是叫他“眼镜”，只知道他是湖南人。
事实上，这些工友在这里也只有一个代号。一位来自新疆克拉玛依的铁工聂艮盆被叫做“新疆”，来自贵州的铁工王前钢被叫做“贵州”，王福利则被叫做“山东”。
“新疆，你看，这是法国队的亨利！”7月2日晚，王福利指着路过的一家小饭馆里正重播的比赛，招呼道。他似乎有些自得于自己能准确叫出球员的姓名。
他们三人常一起到大屏幕下看球，住同一间工棚，却从不询问彼此的姓名。
“我们从不相互打听对方的家庭、经历。”“贵州”说，“也没人感兴趣。”他在这个城市不下10个工地做过工。“工地就像舞厅一下，如果曲子好，那我们就多跳一曲，曲子不好，我们就换家舞厅接着跳。”
黑瘦矮小的“贵州”就住在“眼镜”的下铺。他只知道，“眼镜”回老家前，有几次，一天干完两天的活，然后夜里看球直到凌晨5点才回工棚，白天再补觉。他并不清楚大屏幕关闭后，“眼镜”又在这个城市里哪个角落找到了看球的地方。
用王福利的话说，在这个工地上，对球的了解，“眼镜”第一，他第二，其他人算不上球迷，就是看看热闹。“喜欢足球，必须有自己喜欢的球星，必须有一支自己喜欢的球队。”对于足球，他喜欢用“研究”这个词。
那是2002年，中国队在世界杯预选赛出线后，王福利亲眼看到青岛五四广场上球迷的狂欢，敲锣打鼓，歌声震天，“整个广场、青岛市都像沸腾了一样”。几个男孩爬上了10多米高的铁塔振臂高呼，对面一个女孩高喊着“跳下来！跳下来我就嫁给你！”
“究竟是什么东西使这些人疯狂？”王福利说，“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有意识地研究起了足球。”
除了当班，王福利也是一天不落地到大屏幕下看球。葡萄牙队将英格兰队淘汰出四强的比赛他就是在这里观看的，但等到四强开赛时，他却离开这个城市，去了广东顺德的一个工地。
他们总在流动，常常不知道下一个工地在哪里。下雨那天跟陶辉一同打伞看球的老王，以及一位与他同岁的小伙儿，已经有好几场比赛没有出现在夜总会的大屏幕下了。
N0.7陶辉有一个奢侈的打算。他跟几个工友约好，等到决赛时，要到远一些的中华广场大屏幕看通宵转播的球赛。晚了可以花30多块钱打车回工地，还要买些酒助兴，费用大家分摊。他们甚至商量，也许可以找家酒吧的包间看球，一起承担费用。
“你知道酒吧消费多高吗？”记者问他。他愣了一下，说：“不知道。”“如果人均花费100元，你能承受吗？”
他想了想，最后像是下了决心似的：“应该可以吧，看决赛可以。”“难得奢侈一下，四年才一次。”他又补充道。
不过，这些计划要付诸实施，前提是7月7日，“老板”能把答应付清的拖欠工资发下来。即使工资发不下来，哪怕再发300元生活费也行。陶辉说，否则，“估计就看不上了，那就等下一届吧”。
他有一个梦想：“等我有了钱，一定要去现场看一场球。”他希望中国能申办世界杯，这样，“去现场看球的费用会低得多。”
陶辉没想到，世界杯决赛之前，他和工友们以这样一种方式争取到了被拖欠的工资。
7月7日中午，“富力中心”工地上几十名工人在四川工人曾强的带领下，上街堵住了工地门口的马路。随后，这位皮肤黝黑、赤裸着上身、穿着大裤衩的矮个胖子，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是我报的警，我是让你们来帮我们解决工钱问题的。”曾强亮开嗓子，挥动着胳膊向警察呐喊，“我们干了活拿不到钱，没人管，温总理都说了，农民工的工资绝对不能拖欠。有困难，找巡警，巡警就是‘110’！”
这位领头者把记者也叫到了现场，“你们来了就好。”他说。
工人们这一招很快使建筑商坐上了谈判桌。曾强不停地给劳动部门打电话，当地劳动局答复是：当天休息，没人上班。“周五你们不上班，你们到底来不来人，我要告你们行政不作为！”曾强对着电话大吼。
N0.8曾强也是球迷。陶辉打着伞看球那天，曾强正在加班，只能在大楼里听着收音机里的球赛直播。他心中的偶像是罗纳尔多。2001年罗纳尔多伤愈复出，第一场便进了两个球，从此他喜欢上了罗纳尔多。“现在别人都叫他‘肥罗’，可对我来说，他就像情人一样，有缺点也好看。”
只要有可能，他也跟陶辉一起，坐在大屏幕下，听着收音机观看比赛。他有200度近视，看大屏幕有些模糊，便花了8元钱在地摊上买了一副近视镜。最近，这个剃着光头的粗黑汉子时常歪歪地架着这副方框眼镜。
但曾强不是普通工人。在这个工地200多名工人中,有38名是“我带来的人”。
这位小包工头这样解释他带头“拦马路”的行为：“我要得罪了老板，大不了换个工作，可要得罪了工人，以后自己想带人单干，也没人愿意帮我干了。”
“不想当元帅的兵不是好兵。”他补充道。这位没有读完高中便从四川乐山来到广东打工的27岁年轻人，从工地上一名普通的铁工干起，攒下了七八万元钱，现在，他正准备着将这笔钱作为垫路资金，带着他的人到一个新工地去独立承包那里的铁工活，开始他的“老板”生涯。
大约两个月前，他买了一瓶32元钱的红酒，给自己怀着身孕的妻子在珠江边过生日。“来，给你讲点浪漫的。”他说。他给她分析了这项“事业”的前景，“今年干完，我们就有十多万元存款啦。”妻子提议拿这笔钱回老家县城买套房子，开个小店卖花卖水果。
“去你妈妈的水果篮子。”野心勃勃的曾强说。除了罗纳尔多，他的另一个偶像是房地产商人赖军，“他就是从带几个人干起，越带越多。”
N0.9 7月7日，工人与建筑商谈判结束，拿到了共70余万元工资。一部分工人拿到全部被拖欠的工资，另一部分人拿到了部分工资。曾强说，陶辉属于另一个老板手下，原本5000多元的工钱，他只领到了1000多元。
“以后再想要回来，估计难了。”他皱了皱眉说。
曾强、陶辉和其他两个球迷工友本来约好了，大家一起打车去中华广场的露天大屏幕看半决赛和决赛，车费和酒费大家均摊。
但是，拿到工资的工人们迅速离开了这个工地，急着到下一个工地去挣钱。7月8日下午，在德国队和葡萄牙队争夺第三名的比赛开始之前，陶辉也带着妻女匆匆搬到了下一个工地。
陶辉搬走时没跟曾强打招呼。工棚里，满地狼藉，陶辉那张加宽的床只剩下光光的床板，还有床头上一个装辣椒酱的空罐。
“这就是工地，”胖子曾强摊了摊手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陶辉的新工地依旧在这个城市里。“城市不太好，太吵。也就是交通好。你要有50万，在城里算不了什么，可你在老家要有20万，人家都愿意听你的。城市的竞争太激烈了。”7月3日，陶辉坐在大屏幕下的马路牙子上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可是我喜欢城市。”他的妻子插嘴说，“我不喜欢山区，这里看着舒服一点，连走路也舒服。”
“可是你看别人舒服，别人看你不一定舒服。”陶辉笑着反驳。
“这里能看到的人也多。”李向云接着说。
“可是看得人多是多，真正接触的人并不多，能沟通的又有几个呢？”陶辉接着反驳。
“那也不错啦！”李向云有些不高兴了，“总比山区好。”
N0.10曾强突然发现，7月9日凌晨，只剩他一个人看半决赛了。陶辉搬走了，另外两个球迷工友，一个回了老家，一个也搬去了新工地。这两场球赛，他们不知道会在哪里看。
而他自己，也被老板派到另一个住宅工地，连夜加班赶工期。他心里惦记着半决赛，偷偷跑了出来。他进了一家洗脚房，本想奢侈一回，花25元钱边洗脚边看世界杯，可是，这里的一位女顾客正霸着电视看连续剧。
不过，这天曾强获得了意外的惊喜。他在新工地附近发现了一个酒店的露天大排档，将电视投映到一块幕布上，并且接上了音响。虽然幕布比至尊国际夜总会的大屏幕要小得多，但却是曾强今年看的第一场有声的世界杯。
他没有坐进排档里喝啤酒，只是坐在路边的树下，远远地看比赛。因为在洗脚房花了25元之后，他的钱包里当时只剩下15元钱了。
但是7月10日凌晨，法国队与意大利队决赛时，他请记者坐进了排档，要了5瓶啤酒。他周到地招呼：“要不要吃点什么，点吧。”接着摇了摇钱包，说：“100块钱我还是消费得起的。”
“两支球队都是防守进攻型，好看！”这个胖子光着黑黑的膀子，兴奋地说。
点球大战中，法国队败北。他快乐得大吼起来。这是曾强希望的结果，因为此前法国队曾淘汰了他喜欢的巴西队。胖子说：“这下我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他将剩下的啤酒一饮而尽，然后伸出手来跟记者握了一握，总结似地说：“感谢你们陪我看了一场精彩的足球。”
此时，天已微亮。四年一次的全球足球盛宴，随着电视画面中绚丽的焰火熄灭也已曲终人散。曾强着急着要赶回工地去。这一天，他要把在工棚里同住了许久的怀孕的妻子送回老家待产。工地上还要继续加班，有很多活等着他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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