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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邢台育红学校孤儿合影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秒，唐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7.8级强烈地震，震中烈度高达11度，百年城市毁于一旦。大地震造成24.2万多人死亡，16. 4万多人重伤，7200多个家庭全家震亡，4204人成为孤儿，城市功能全部瘫痪。
这是一份唐山市委宣传部提供的官方文件，三十年前那场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就躺倒在这一串冰凉的数字里。
死者长已矣，悲痛却永远留给了他们的亲人。而那些父母双亡、自己还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的唐山孤儿们，在他们的有生之年，更将永远承受一波波的思念、麻木、怀想、痛苦——
他们的人数，是4204个。
寻找
王庆珍的回忆充斥了大量的“好像”、“大概”之类的不确定。作家钱钢的那本《唐山大地震》成了她不离手的法宝。说一说就要翻一翻，然后再满怀歉意地骂自己是个老糊涂。
一位年过八十的老太太，几年前大脑萎缩到连家门都找不到的地步。你还能苛求什么，她能坐在面前，讲述她寻找孤儿的那段往事，已是庆幸。
1976年7月28日清晨，唐山大雨滂沱。还是唐山市委下属的知青办副主任的王庆珍，不知从哪儿扒出了一件雨衣。这件雨衣在她以后寻找孤儿的一个月里，一直披在身上。“反正我也没空搭简易棚，全指望它了。”
婆婆已被砸死，丈夫大腿严重砸伤，被抬走了，女儿刚被自己扒拉出来，也被抬走了。三个儿子正急匆匆往家赶，她却要往机关里跑。
在单位以西的一辆破汽车里，她发现了自己的老上级——唐山市委副书记张千。
“他交给的任务是给外来的医疗队送饭。”送了一天饭的王庆珍，第二天又领了一个任务。
“这次的任务听得我头皮发炸。”张千郑重地对她说，地震过后，余震不断，人心惶惶。除了要解决当前用水困难，还要紧急预防大灾之后出现大瘟。“所以老人与孤儿是首要保护对象。”
时间刻不容缓。寻找老人、孤儿的工作，迅即由市委下达给没有下乡任务的知青办。
“他要我保证一个不许冻死，一个不许饿死。”
“我怎么敢下这个保证。我叫了一声，哎呀，张书记，单位里的人都没有来上班，我还要找他们。这两项任务都交给我，我怕做不好。”
最后，王庆珍只负责寻找孤儿工作。
“我记得是7月底，王主任召集我们三个在屋外的废墟上碰了个头。”现年50多岁的杜淑哲，是王庆珍当年手下的“兵”，也是知青办的一员。
王庆珍、她、王连增、陈福林，知青办的这四个人组成了一个工作组，他们的任务是：搜寻唐山孤儿，清点人数，以及保证孤儿们的健康和安全。
机关里只有唯一一辆212越野车，还要与劳动局共用，她们就要徒步寻找，“没搞到车前，找人要紧”。
王庆珍的想法是先找到唐山四个区的区长、区委书记，要求得到协助。她找到了路北区副区长姚素珍、开平区计生委主任耿玉清，这两人后来也参与了护送孤儿离开唐山。
通过杜淑哲等人的报告以及自己的摸底，王庆珍大致搞清了孤儿们的去向：
有些孤儿被寄养在父母单位；
有的被抗震指挥部的救灾军人收留，“常在军车驾驶台上看到一个睡着的孩子”；
有的是被当地街道办集中收养，比如文化路办事处，第一天就收留了七八名孤儿，他们都聚在一节火车厢大小的木屋内，被街道办人员看护起来；
还有就是被孤儿的亲属领走了，“比如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有被哥哥姐姐带着的”；
还有吃百家饭、由邻里轮流看着的；
另外，“全国各地每天都有人想来领养孩子，有的孤儿被上唐山救灾的大车给拉走了”。
于是，她定下了两条规矩：
第一、凡有外地领养孤儿的，一律不许，之前被带走的孤儿一律找回；“万一爹妈砸个半死，被抬走治伤去了，等伤好了回来找我要孩子咋办？”
第二、凡是爷爷奶奶，大哥大姐以外的亲戚要收养孤儿，孤儿所在街道办一定要严格考核对方，彻底了解对方可不可靠。
“哼，就是姥姥姥爷都不中！”王庆珍恨恨地说，这是她“通过实践得出的真知”。
孤儿被撂在姥爷家不是被舅妈嫌，就有可能被姨父撵，姥姥姥爷跟着为难，眼瞅着孩子孤零零地站在瓦砾上哭。
“人的思想境界不可能都很高，毕竟增加一个人，家里就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她忘不了《唐山大地震》里写到的冬梅。那孩子还有一个弟弟，姥爷是齿轮厂厂长，得知女儿女婿在地震中死了，马上招来一帮人，在女儿倒塌的房屋里淘出一切能用的东西，“然后就把没吃没喝的外孙外孙女晾在那儿，拖东西走人”。
一气之下，王庆珍检举了冬梅的姥爷。冬梅就一直跟着她，她去机场为孤儿拉救援物资时，他们也跟着。弟弟还不懂事，一旁傻站着，姐姐却挑了一双大孩穿的鞋，王庆珍问她做什么？她说这是等弟弟脚大了以后穿的。“才6岁多一点，就知道谁也靠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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