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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复一年，有关部门三令五申禁止中小学择校；各地也陆续采取种种措施限制择校。但是，择校热潮仍然一浪高过一浪。
新学年开始恰逢新的义务教育法实施，择校困局能否纾解？
“禁择”：政府之手艰难发力
新学期一开学，沈阳市城区254所中小学1977名教师将完成沈阳教育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流动”：超编学校教师向缺编学校流动；优质学校教师向改革学校流动；城镇学校教师向农村学校流动。
如此“折腾”，目标只有一个：通过3年至6年的优质师资“大流动”，基本实现中小学教师资源均衡配置，杜绝择校现象。
沈阳市第96中学位于沈阳市东北角的城乡接合部，多年来由于学校硬件条件差，师资水平低，生源极不稳定。新学期一开学，随着12位优秀教师的到来，学生报到率由往年的不到50%增加到74%；就连一些已为学生办理转学的家长，也纷纷将孩子转回学校。
“择校很大程度上为了‘择师’。教师轮岗制，让教师流动起来，有利于实现义务教育校际间的师资均衡。”沈阳市教育局局长李梦玲说。
但是，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杨小微对这一做法表示担心：名教师的成长和培养，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如相对稳定的教研团队、相对延续的学校文化等，流动轮岗随意性较大，不利于名教师的培养和成长。
杭州近年来大力推行名校集团化建设，实施名校连锁办学，将复制、培训后的名校先进管理经验、优秀师资等教育资源扩散到新校，满足学生就近享受优质教育的需求。
杭州市教育局局长徐一超说：“让‘新校’‘民校’‘弱校’搭上‘名校’这部‘电梯’，在一个相对较大的范围内，以较快的速度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将会推进教育均衡发展，抑制‘择校’。”
但是这一做法的后遗症也很明显：名校这杯“牛奶”可能被“稀释”；名校集团化加剧了文化趋同，很可能使得一批学校丧失个性；多种体制、多种融投资方式并存的教育集团，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北京、上海等地，则采取强制推行“电脑派位”等措施抑制择校。其结果则是：家长依然择校，只是择校门槛更高了，择校的手段更隐蔽了。
“教师轮岗、名校连锁、电脑派位等一系列措施，在一定区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择校风。但从根本上来讲，教育资源均衡的‘制度瓶颈’不解除，择校风就不能从根本上刹住。”教育问题专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说。
“制度瓶颈”：拉大教育差距之“根”
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教育差距日益拉大，即使在同一城市，一条马路之隔的两所学校，办学条件、师资水平、教学质量也可能会有天壤之别。
是什么造成了城市与乡村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的教育鸿沟？
杨小微分析，首先是教育投入政策。我国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是“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教育财政制度是“教育投入与地方财力挂钩”，由于地方经济发展不均衡，学校间的差距自然加大。1998年，小学生人均经费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河南相差近10倍，7年后这个差距扩大到50倍，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其次是示范学校政策。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逐步建立一批重点中学，目的是在教育资源总体短缺的情况下，用尽可能短的时间解决人才紧缺的问题。1995年，示范高中政策取代了重点中学政策。此后，“示范学校热”在教育领域刮起，造成新一轮教育差距的扩大。
再次是民办公助政策。为弥补政府投入的不足，近年来，政府允许部分公立优质学校改制，实行民办公助。即政府投入硬件、师资以及学校声誉等有形和无形资产，允许学校提高收费水平。许多家长抱怨：民办公助、公办民助等改制政策实际上是弱化了教育的公益性，人为地制造了教育的不公平。
北京宏志中学校长冯洪荣说，改制学校集中了优质资源，通过高收费手段，获得了发展资金，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教育差距。此外，有些地方为了扶持改制学校发展，政府允许他们提前招生，好学校把好生源挑走了，进一步加大了与普通学校之间的差距。
教育不公：是谁在享用名校资源？
多年来，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每到招生时节，家长想方设法托关系、找门路，拿着条子、票子敲重点学校的门。
温州一所名校的老师在择校生的资料中无意发现一个滑稽的事实：班里竟有15位学生家的门牌号码是学校附近的同一个厕所。原因很简单：“就近入学”。
某省一位主管教育工作的省领导秘书坦言，自己的公文包里几乎没有断过通过各种关系送来要求择校的条子；而一所著名中学的校长在开学前收到的要求入学的条子竟然重达1公斤。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名初中校长表示：在择校生中，大多是权力择校，有的名校招生名额甚至成了一种潜在的“公关工具”。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认为，学生的家庭背景已经强烈地影响到了受教育的机会。当前家庭社会地位高、经济背景好的学生，靠权力、金钱择校的比例较高，示范学校中社会中上层人士的子女占了相当比重。
熊丙奇说，教育应该是一种社会调节器，使各种人都有公平晋升的台阶。教育的不公平实际上加大了社会的不公平，如果农民永远只能是农民，农民工永远只能是农民工，就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困局求解：给政府出张“试卷”
9月1日起实施的新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学校内不得分设重点班与非重点班。其主旨在强调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在这里，凸显的是“公平”二字。
但这并非一日之功。熊丙奇教授说，这“意味着给政府出了张试卷”。
一方面是政府必须承担公平教育的义务，一方面是部分高收入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旺盛需求。这是新法实施后必须面对的这两个现实问题。
专家说，在一些发达国家，公办学校都是平民学校，家长择校的对象主要是民办和私立学校，而我国的择校却“倒挂”，家长择的大多是公办学校。其根子在公办学校之间在经费、师资等资源配置上的不均衡。
熊丙奇表示，要根治择校，关键在于均衡学校之间经费、师资等资源配置，保证公办学校收费透明；建立严格的收支两条线的教育财务制度，明确学校和教育部门的财政权限和责任。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财政专家王善迈认为，义务教育财政机制应改革以县为主的教育拨款制度，“重心上移”，并建立从中央到县的四级“公共教育经费拨款委员会”。成员由人大代表、各类学校代表和政府各相关部门的代表组成。主要负责审核、批准本级公共教育经费的分配方案并将其纳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对公共教育经费分配预算的执行进行监督。(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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