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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州管圆线虫病人脑脊液中提取的广州管圆线虫5期幼虫。
在广州市一家著名的三甲医院，医生开的药物中有足球场上的违禁药品“甲强龙”等。7月25日，冲击疗法开始，药费单显示的费用陡然涨到每天两千余元。
杨仿仿的植物神经受损，左右两边身体能够测出不同的温度，左边身体刚刚开始排汗，右半身的衣服就被汗水浸透了。
家人也感染了
凡是吃过凉拌螺肉的家庭成员无一幸免。而从“吃错东西”到最后确诊的68天当中，杨仿仿已经支付了差不多5万元的医疗费用在医院大楼的消防通道里，杨仿仿抱着“窝窝头”哭了起来。
右臂的麻痹感仍然折磨着他，他不得不把女儿放在自己不大习惯的左手上。“窝窝头”已经不哭了，脸上还挂着眼泪和鼻涕。几分钟前，杨仿仿目睹长长的针头扎进女儿肉乎乎的手臂，他感到无比心痛。家里其他人守候在防火门另一侧，一旦仿仿支持不住，杨太太准备随时接过女儿。
“‘窝窝头’，爷爷比你惨，你哭了有人抱，爷爷哭了没人抱。”杨老先生安慰好孙女，坐到检验台前面的高脚凳上——下一个轮到他了。
杨仿仿住院治疗期间，家属们不同程度的出现了发烧、手麻、脖子活动受限等症状。一家人在医生的建议下接受了血液检测。抽出来的血样被分成两份，一份用来检测嗜酸细胞，一份用来检测寄生虫抗体。嗜酸细胞是人体白细胞之一种，免疫系统和虫子的战争打响后，它们扮演着尖刀排的角色。根据两份检测的数据，就能初步判定患者是否感染了广州管圆线虫。
两天后的9月7日，杨仿仿拿到了其他人的诊断证明：爷爷、奶奶、妈妈和“窝窝头”，凡是吃过凉拌螺肉的家庭成员无一幸免。这些证明将成为杨仿仿向蜀国演义索赔的重要依据，此前酒楼已经分别向另外两名北京的患者支付了两万元和2.5万元。酒楼负责处理此事的工作人员也给仿仿打来了电话，“他们态度还好，可是我要看到行动”，杨仿仿说。从“吃错东西”到最后确诊的68天当中，他已经支付了差不多5万元的医疗费用。
医生说了一些安慰他的话：有的人感染广州管圆线虫病后，会有相当一段时间的潜伏期，潜伏期越长，症状会越轻。因此杨仿仿的家人不会出现像他这么严重的急性反应。仿仿仍然心绪难平。驱虫类药物具有潜在的致畸危险，两岁以下小孩不能服用。“我女儿怎么办？”他天天琢磨这个问题。因为同样的原因，尚在母乳喂养期的“二锅头”必须提前断奶，杨仿仿又到处打听奶粉的事情。
离开医院后，杨仿仿走进小区附近的药店。遵照医嘱，他需要连续服用三个星期的驱虫药，其他人则需要连吃7天。收银小票打印出来：“肠虫清，5盒，47.5元”。
“我安全了”，两个多月来，杨仿仿第一次有了踏实的感觉。他希望生活尽快回到正常的轨道。当务之急，是谋一份满意的工作。自从回到中国大陆，杨太太就变成了纯粹的家庭妇女，而他本人也差不多在离开北京的同时，辞去了所有的工作。
“再不挣钱，‘二锅头’就吃不起进口奶粉啦。”杨仿仿重新忙碌起来。如果他决定中午不回家吃饭，杨太会把一个五颜六色的饭盒放进他的背包。饭盒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药物，一次服用的剂量是5种16颗。在杨仿仿的神经功能完全恢复之前，“药罐子”还将陪伴他很长一段时间。
一个“广州管圆线虫”病人与虫共存的68天非典型经历。
6月24日，杨仿仿一家在北京蜀国演义点食凉拌螺肉。
一个星期之后，杨仿仿出现剧烈的头痛。
7月6日开始，剧痛再次出现，体温同时升高。当晚，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小型医院，医生诊断为“中暑”。
7月7日，前往北京某著名医院就诊。诊断为“神经根炎”当晚，被疼痛折磨的杨仿仿被紧急送往朝阳医院。
7月11日，“逃离”医院。后赴广州。
7月15日，住进了广州一家著名的三甲医院。
7月25日，冲击疗法开始，药费单显示的费用陡然涨到每天两千余元。
8月6日，转到广州另外一家三甲医院接受康复治疗。
8月18日之后，“北京福寿螺事件”开始大规模见诸媒体。截至21日，北京全市共报告病例70人。两天后，这个数字上升到87。8月24日，广州本地媒体报道了江门的疑似病例。
8月29日，在中山医消化内科被确诊为广州管圆线虫病。
9月初，卫生部在福建召开专家会议，紧急制订广州管圆线虫病的临床诊断标准。
9月7日，杨仿仿的父母、妻女等4人也确诊感染广州管圆线虫病。
辗转医院间
北京已经有医院走上了追查真凶的正确道路。“‘广州管圆线虫病’如果能够早发现、早治疗，病人连检查、带吃药，大概10天就能出院，”杨仿仿没有碰上这么好的运气
一个星期之后，杨仿仿出现剧烈的头痛。“从一根筋开始，逐渐向周围扩散，疼痛一直延伸到脖子。”这天正好是盛夏的一个周末，杨仿仿早些时候曾顶着烈日外出买菜，于是“当时还以为是中暑”。
从7月6日开始，剧痛再次出现并且不再消失，他的体温也在同时升高。当天晚上，家人把仿仿送到北京市朝阳区一家小型医院。“中暑”——医生的诊断和仿仿自己的判断一致，病人于是被要求“猛喝水”。
7月7日，杨仿仿前往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就诊。“神经根炎”——诊断的结果虽然比前一天的“中暑”更加靠谱，可是仍然没有直达问题的核心。后来为仿仿确诊的医生告诉他，大多数广州管圆线虫病人，都会在发病初期呈现发烧、头痛等症状，这些症状往往将没有经验的医生引入错误的诊断方向。
建国以来，这种病曾经在浙江、福建等地集中爆发过四次。1997年在浙江温州，42人因食用福寿螺集体出现头痛以及躯体多处游走性疼痛症状；2002年在福建长乐市，8名中小学生因为烤食福寿螺出现发热、肢体疼痛、头痛、头晕、和呕吐等症状；2002年福州市某单位职工在一高级酒楼食用被广州人称为“东风螺”的“美国大蜗牛”后，20多人出现头痛、四肢无力和皮肤触痛等为主要特征的“脑膜炎”病症。这些病例都被诊断为广州管圆线虫病。
除了这几次集中爆发外，国内有据可查的病例并不算多；即使把范围扩大到全世界，病人加起来也只有3000多例。医学界公认，“并不是因为这种病本来就少，而是因为很多医生对此病不甚了解，直到病人自愈后，还没能诊断出来”。
不过此时北京已经有医院走上了追查真凶的正确道路。6月24日，北京友谊医院热带病研究所的医生纪爱萍接诊一个病人。根据过往诊断的病例，这位女大夫一开始就把广州管圆线虫病列入首要怀疑对象。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纪爱萍3天后以消费者身份，前往蜀国演义打包凉拌螺肉。
纪爱萍被公认为此次“北京福寿螺事件”中发现“螺祸”的第一人。按照她的观点，“广州管圆线虫病”如果能够早发现、早治疗，病人连检查、带吃药，大概10天就能出院。实际上，“只要虫子被早早杀死了，病人脑子里就不会形成实质性的病变”。
杨仿仿没有碰上这么好的运气。离开协和医院后的当天晚上，杨仿仿被疼痛折磨得狂呼乱叫，家人不得不将他紧急送往朝阳医院。面对在急诊室大厅中疼得跺脚的病人，束手无策的医生只能让他“留观”。
一扇简陋的屏风在厕所附近划出了一块小小的区域，身高1.85米的杨仿仿被塞了进去，呆在这里“又挤、又吵、又臭”。7月10日，留观的第3天，杨仿仿再也忍不住了，他要求住院治疗。
7月11日，医院主要用来收治脑外伤和中风患者的高压氧病房，突然多出了一个烦躁不安的病人。在他的周围，“左边的患者在哼哼哈哈的呻吟，右边的患者瞪大眼睛长着嘴，呆呆的望着天花板”。几小时后杨仿仿才知道，“我睡的那张床刚刚‘走’了一个”。
“这样的环境，你还要住下去吗？”杨老先生问儿子。
真正让杨仿仿下决心离开的，是在他看来不合理的收费。医院得知仿仿台湾人的身份后，住院押金从3千猛涨到1万。杨仿仿闪过一个不祥的预感：“治病会花很多钱，1万元肯定会很快花光”，而且“会以一种不正常的方式”。
住院当天，杨仿仿以有急事回广州为由，“逃离”了医院。广州是杨仿仿的家乡，也是他在中国大陆最熟悉的城市。20多年前，他和父母从这里踏上了周游世界的旅途。
疼痛，疼痛
他感到身上有蚂蚁在爬行，偶尔又像有一瓢滚水泼了过来。杨仿仿绝望的想到武侠小说里面大侠中毒的惨状。
7月15日，正好是台风“碧利斯”袭击广东的那天，杨仿仿在朋友的安排下，住进了广州一家著名的三甲医院。
床板被调到一个奇怪的角度。三个枕头叠成“工”字形，分别抵住腰、背和脖子。第四个枕头压在大腿上，一双手软弱无力的搭在上面。入院后的头几天，杨仿仿只能保持这个姿势，长久地“坐”在病床上。他眉头紧锁，不时发出“嗯--”“啊--”的声音，病号服则像袈裟一样披在身上，这让他看起来更像是受刑的囚犯。
在北京时那种剧烈的头痛逐渐转移到皮肤，手臂上出现大片大片的红斑。皮肤的疼痛还会逐渐向肌里渗透，“似乎有一只手伸进去，抓住一根筋往外拽，让你不得不叫出来”。有那么一两天，红斑逐渐从手臂向肩膀延伸。“当它们到达胸口的时候会怎么样？”杨仿仿绝望的想到武侠小说里面大侠中毒的惨状。他感到身上有蚂蚁在爬行，偶尔又像有一瓢滚水泼了过来。有时身体像缠了一圈圈绳子，绷得紧紧的，继而又像有外力把绳子解开，转而抓扯病人的皮肤。
杨仿仿父母怀抱着两个小家伙，放慢脚步走进房间。他们运气不佳，又赶上了仿仿疼痛发作的时候。
不等杨老先生考虑清楚如何开口，病人咆哮起来：“出去！出去！你们都出去！”“二锅头”被尖利的声音惊醒了，奶奶赶紧捂住“窝窝头”的嘴，怕她哭起来发出更大的声音。老两口赶紧放下花了大半天时间做好的晚饭，迅速退到病房外面。这时他们还不能离开，因为“二锅头”还在等着妈妈喂奶。
疼痛有所缓解，仿仿可以吃点东西。但他看了看饭盒，只说了一句话，“我不能吃这个”。为了不让老人伤心，一直陪伴丈夫的杨太太只好拼命帮仿仿吃掉。这样做的结果是：第二天出现更多仿仿认为不能吃的饭菜。
除此之外，杨太还要面对很多难题。水烧开了要放凉或者兑入冰水才能递给仿仿；仿仿一半身体怕冷，另外一半怕热，右半身体只能裸露在衣服外面……这些服务性的工作稍有偏差就会引来呵斥。有时即使这些呵护做的很完美，仿仿的回应也会反复无常。“有的事情今天他让我做，明天重复的时候他又会制止我。”杨太太说。
这位斐济籍的华裔女士之前几乎没有任何照顾病人的经验。给予仿仿感到超出一个正常人所能获得的满足和尊重，对她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几乎每个赶来探望的朋友，都会夸奖“杨太脾气好”。仿仿疼得厉害，杨太想抓住他的手，仿仿却触电般躲闪，外力触摸引起的疼痛同样剧烈。杨太不敢靠近，想扶一把却无从“下手”，可是当她站着不动，“又怕仿仿以为我嫌弃他”。阵痛缓解之后，杨太试图提出一些与生病无关的话题，“这时又担心他认为我在东拉西扯，不关心他”。
只有朋友到访才会让杨太如释重负。面对外来的话题，丈夫不会粗暴地拒绝说，“不要跟我说话”，“不要问我问题”。杨仿仿本人也很珍惜这样的机会，他努力提起兴致，和朋友讨论时下台湾正在进行的“倒扁”，疼痛的偷袭却常使讨论迅速画上句号。
这是什么病
“今天说是脉管炎，明天说是带状疱疹，过两天又说是多发性硬化”。在经历了差不多4次核磁共振后，杨仿仿被初步诊断为“脱髓鞘性脊髓炎”杨仿仿越来越烦躁不安。
10天过去了，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或者说没有人真正知道，杨仿仿究竟得了什么病，得病的原因又是什么。回顾这一过程，有专家无奈地表示，广州管圆线虫病诊断难度极高，医务人员“没有见过‘鬼’，怎么知道是‘鬼’？”
医院不得不使用“排除法”。“今天说是脉管炎，明天说是带状疱疹，过两天又说是多发性硬化”，无论大夫说什么，都会紧跟一句“可是症状不典型”，最终仍然是“疑似”或者“不排除”。“听起来好像仿仿这里烂一块，那里烂一块，吓死人！”杨老先生说。
在经历了差不多4次核磁共振后，医生在病人的颈椎上发现了两块阴影，仿仿被初步诊断为“脱髓鞘”——通俗的说，这个词意味着包裹神经的保护膜脱落了。医生决定使用“冲击疗法”，制止脱落继续发生。然而这在杨老先生看来，就像“电线外面的绝缘皮掉了”一样，不过是一个现象。他在医生面前不停的比划，希望得到关于病因的进一步解释。医生答非所问的说，接下来可能引发半身不遂、下肢截瘫、呼吸肌功能衰竭或者其他不可逆转的损伤。
这个回答不能让杨老先生满意。他持续不断的提出“为什么”和“是什么”，这让医生们感到很为难。
杨仿仿把父亲轰了出去。一方面，他不希望和医院闹僵以至于驳了安排他住院的朋友的面子；另一方面，他也情愿相信医生指出了一条正确的路，否则一切又将回到问题开始的地方，而他也将重新陷入对于未知疾病的恐惧中。
7月25日，冲击疗法开始，药费单显示的费用陡然涨到每天两千余元。医生对杨太提到了“丙种球蛋白”和“甲强龙”两种药物。“你能不能帮我写下来？”杨太问。然而医生的反应让杨太觉得“被人平白无故咬了一口”。“大夫拒绝了这个要求，他提高声音说，‘全世界都是这样治的！’”
杨太不得不利用网络自己寻找答案。结果让她大为吃惊——这两种药物分别属于血液制品和类固醇激素。足球场上，“甲强龙”是一种违禁药品。在2004年欧锦赛的一场小组赛中，克罗地亚队曾因前锋奥利奇检出“甲强龙”，被欧足联处以6000欧元的罚款。“正常人吃了以后会出现满月脸、水牛背、水桶腰！”杨老先生对医院“只要求病人家属签字，不解释用药风险”的行为大为不满。
医院的治疗方案是否合理？也有医生在事后讨论时表示了肯定的支持，“病情发展到那个阶段，必需先把疼痛止住。医院唯一欠缺的，是没有添加驱虫的药物”。可是病人更加重视结果，杨仿仿一家认为，“这是医术不精的表现”。
冲击疗法很快停止。杨仿仿还记得医生说：有的人停了有反应，有的人没有反应；停了会有风险，要停也没有关系。这种模棱两可的话使仿仿对医院的信任度开始下降。杨仿仿说，一天早晨医生查房时，他小心地问大夫，“我的病是不是病毒引起的？”医生告诉他，“这个问题——现在是没有证据证明存在病毒的问题”。
“我是不是在和律师讲话？”杨仿仿愕然。
不过治疗确实抑制了疼痛，取而代之的是右半身触觉严重的触觉“敏感”和“迟钝”。杨仿仿试图解释，为什么他会用两个相互矛盾的词形容那种感觉：总之，“好像多了一点什么，又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复杂的描述在诊断书上浓缩为“感觉异常”。
“捉住”管圆线虫
8月18日之后，“北京福寿螺事件”开始大规模见诸媒体。8月29日，杨仿仿找到了中山医消化内科医生王锦辉。“谜底”终于揭开。
8月6日，杨仿仿放弃了那些价格不蜚却只能扬汤止沸的药物，转到广州另外一家三甲医院接受康复治疗。
在这家以神经内科闻名的医院，杨仿仿终于遇到了一位愿意和病人平等探讨方案、耐心解释问题的年轻大夫。他们有时一起吃饭，讲述各自家庭的故事，逐渐成为朋友。“看得出来，他在尽量运用专业知识，拼命想把我治好”，这位医生给仿仿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
治疗已经不再紧张，休息的时候，杨仿仿会和同病房的广西老伯聊天。这位邻居因为脑梗塞出现了轻微的偏瘫。“希望老天爷能够给我留下右半身”，仿仿看着病友，做好了迎接同样后果的心理准备。他想到一副日本漫画：“大夫说——田中先生，我们已经帮您切除了所有出问题的器官——医生面前只有一个胃，孤零零地躺在手术台上”。
8月18日之后，“北京福寿螺事件”开始大规模见诸媒体。截至21日，北京全市共报告病例70人。两天后，这个数字上升到87。8月24日，广州本地媒体报道了江门的疑似病例。这位生吃“东风螺”的男青年，出现了全身疼痛，持续低烧等症状，这与仿仿病发前期的反应高度一致。杨仿仿的父亲捕捉到了这些信息，他开始在一些专业网站搜索关键词——“广州管圆线虫”。
在千里之遥的北京，生吃、半生吃的螺肉已经被全面叫停，卫生局正在组织全市136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的405名临床骨干医师进行培训。相比起来，广州管圆线虫的发现地显得风平浪静，杨仿仿命运的转折也比预期的来得缓慢。
“我至少提到过三次关于寄生虫的怀疑，而且非常坚持”，杨仿仿回忆说。每次提起时，那位年轻医生总是默不作声。在这场人体与寄生虫的斗争中，这位医生本来最有资格成为力挽狂澜的功臣，可是他错过了这个唾手可得的机会。他没有为杨仿仿安排跨科的检查，一切治疗仍然按照“脱髓鞘性脊髓炎”进行。事实上——杨仿仿后来得知——这家医院也没有相应的检测能力。
8月29日，杨仿仿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中山医消化内科医生王锦辉。“谜底”至此揭开：之前的问题都是广州管圆线虫病的典型症状，皮肤触痛和感觉异常源于虫体在皮下的游走。虫子的排泄物，以及人体免疫机能敌我不分的反应，破坏了病人的神经系统。
这一结果让仿仿的医生朋友感到抱歉和自责。“他一直在跟自己生气。”杨仿仿说。确诊那天，年轻医生发来短信：“别人看来简单的问题，我却把它复杂化了。”他主动邀请仿仿查看电脑当中的病历资料，其中详细记录了医患之间的一次谈话。这位医生随后用步步为营的论证，坚定地推翻了病人的意见。
“也许他没有向更上一级、经验更加丰富的医生汇报，可是科室主管医生也没有仔细阅读过一线医生的记录，哪怕只是认真的看一次。”杨仿仿没有怪罪这位尽职尽责、却过分自信的朋友，他也回复对方说：“你尽心了，谢谢你。”
同一家医院的另外一位医生则辩解说：杨仿仿的怀疑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广州管圆线虫不是一个常见病，“任何一位医生都会先从普遍性考虑”，“没有谁一开始就从特殊性入手”。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很多医生的支持。
“他说的没错——最后耽误的还是我。”这是病人的意见。杨仿仿反复提到医生王锦辉的感慨，这句话的大意是：一名优秀的医生，应该有更加宽广的知识面，应该关心社会时事，还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
9月初，卫生部在福建召开专家会议，紧急制订广州管圆线虫病的临床诊断标准。《诊断白皮书》向全国卫生系统公布后，该病的误诊数量有望得到有效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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