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人名单”上的人们
家住一心村的阮次文曾经是邱兴华要报复的“仇人”之一。
45岁的阮次文很关心自己是不是真的被列为了“仇家”。为这,他还到石泉县的网吧找人上网,查看关于邱兴华的报道。当看到报纸上并没有明确说自己在“仇人名单”上时,他觉得心里好像轻松了一些。他曾经是邱兴华小学和初中的同学。
但他确实被列在“仇家”的名单上,原因是邱兴华认为在“退耕还林款”的问题上他们有矛盾。
“他走了七八年,地都撂荒了,后来让退耕还林,不能有空白户,还是村上做工作,我才把他的6亩地接下来,自己种上了树,每亩地也就二三百元补偿款,基本上都用来交他欠的税了!”阮次文说。
出事前,他并没有见过邱兴华,邱兴华曾来过他家,没见到他,就走了。“退耕还林的事,他也没和我正面说过。我都七八年没见他了……”对老同学邱兴华,阮次文多少有些瞧不起,“他那人,从小就爱耍小聪明。”
何冉富是邱兴华妻子的堂哥,因为当年曾竭力反对邱兴华和堂妹何冉凤的亲事,被列在“仇人名单”之首。
在一心村的这个老院落,年轻时的邱兴华和何冉凤两家住一个门洞,并悄悄开始“自由恋爱”。因邱兴华平日不愿意做农活,喜欢四处逛,“不安分”,两人的恋爱遭到家人激烈反对。何冉富兄弟四人则代表何家进行了严厉干涉,他们痛揍了邱兴华一顿。不久,邱兴华写好状纸,“撺掇”何冉凤将堂兄起诉到了法院,状告“干涉婚姻自由”。
虽然最后的“斗争”以邱兴华胜诉告终,但邱兴华的行为,直接破坏了封闭小山村的人情世态,在从没有人打过官司的村庄里,邱兴华“依法维权”的行为显得更像一个“痞子”。女儿虽然是嫁了,但何家从此再没有正眼看过邱兴华一家。
“当年他们结婚后,我就不和他们说话。在院子里住了几年,他们搬走了,就再没回来过。今年7月他回来,是我七八年来第一次见他。”何冉富说。
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案发前几天。和过去一样,他们彼此都比较冷淡。何冉富记得当时自己手中拿着东西,无法接邱兴华递来的烟,烟还是被邱兴华塞到自己嘴里的。
当他问起邱兴华的近况时,邱兴华说了句,“我不行得很!”然后突然掉头走了,次日,再没有和何冉富照面。“我当时就猜他可能有事,我觉得他有些不对劲。他不走正道,早晚要出事。”事后,何冉富回忆。
抓捕邱兴华的日子里,何冉富的家里住满了警察,一度达到五六十人。村民们议论说,警察的抓捕,保护了邱兴华多名“仇家”的安全。
在邱兴华作案前,他曾有多处反常表现,包括对妻子的怀疑,半夜有时连着起来抽几包烟,扬言要“收拾”某人等。
没有人看到,这一切背后,显示的已是一种病态。在一个激变的时代中,像邱兴华这样的人,对人生失败的感受可能更强烈,而其所经历的内心变异至今依然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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